新中国防洪抗旱减灾领域科技进步随笔.docx

新中国防洪抗旱减灾领域科技进步随笔程晓陶（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北京100038）然的能力。20世纪的防洪抗旱以试图通过工程建设、消除水旱灾害为其主要特征。主要江河流域水旱灾害特性及其发生规律，大江大河整治与治水方略，流域规划理论，大型水利枢纽工程的设计计算方法、施工规范与建造技术，洪水预报调度的理论与技术等成为这个时期有代表性的重大科技问题。支撑水利科技发展的基础学科以自然科学中的理、工科为主，并显现出学科越分越细的特点[4]。近60年来，人类治水的理念逐步发生了重大改变。首先，人类社会突飞猛进的发展对利用自然、改造自然提出了更高需求；同时，随着技术经济实力的增强，人类逐渐从敬畏自然转向征服自然。随后，生态环境的恶化与大自然的报复引起人类社会的反思，意识到人类不可能也不应该主宰自然、征服自然，而是应该尊重自然，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并对子孙后代负起责任，从而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实践中，如何坚持以人为本，如何建立起人与自然之间良性互动的关系，如何既利用自然又降低灾害的风险，如何公正处理人类社会内部分享自然资源与分担灾害风险的矛盾等成为重大的研究课题[5]。全球观测与早期预警、洪水与干旱的风险分析与评价、水利工程体系的优化调度与安全保障、防洪抗旱决策支持系统的研发与增强应急响应能力等成为高新技术应用最为活跃的领域。而综合运用从气候变化、水文、水力学、水利工程学与社会经济学的各种专业模型，长时段、大范围预见未来洪水风险的不同情景，为保障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的依据，则充分体现了新形势下水利科技注重战略性、前瞻性、基础性研究的新需求。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水利学会减灾专委会拟出版一本纪念文集。黄朝忠先生委托我就防洪抗旱领域的科技进步写一篇综述文章。作为承前启后的一代，我深感着手这项工作已是责无旁贷的义务。在查阅一些文献与走访一些老专家之后，我更为他们在异常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始终不渝的报国之心与孜孜不倦1引言近读钱正英院士《中国水利的决策问题》，一段文字着实令人感叹——“1949年11月，水利部提出的方针任务是：防止水患，兴修水利，以达到大量发展生产为目的；依照国家经济建设计划和人民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和人力、财力及技术等条件，分别轻重缓急，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并发展各项水利事业，统筹规划，互相配合，统一领导，统一水政；对各河的治本工作，首先研究各重要水系原有的治本计划，以此为基础制定新的计划；积极充实水利机构，有计划地培养人才，提高水利建设的科技水平”[1]。抚今思昔，看新中国60年水利建设风雨兼程，水利科技攀登进取，怎能不敬佩先辈们的求实精神与远见卓识！20世纪上半叶，以李仪祉、张含英等先生为代表的我国近代水利的开拓者们，就试图将西方水利科学技术引入中国，使之与中国传统治水方法融为一体，开创了中国近代水利科学。然而，“由于旧中国内忧外患，社会动荡，水利事业衰落不振，水利科技也难以有真正的发展”[2]。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大规模的治水活动，除水害，兴水利，统筹规划，因地制宜，标本兼治，才有了水利机构逐步充实完善、水利行业人才辈出、水利科技蓬勃发展的新兴局面。而依赖科技与管理的进步，水利事业也为支撑发展与保障安全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我国特有的地理气候条件下，水旱灾害历来是对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影响最为显著的自然灾害。人口的增长、水土资源的开发与经济的发展，总是伴随着与水旱灾害的顽强抗争。而在此过程中，区域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基于水的利害关系不断激化，如果不能有效抑制水旱灾害风险的增长趋势，社会安定与经济发展就会受到严重的威胁。“在我国历史上，治水往往成为安邦定国的重大课题”[3]。防御与减轻水旱灾害是水利建设中具有长期性、艰巨性与复杂性的重要任务。中国人民在世世代代与水旱灾害的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以来，人类逐步增强了改造自收稿日期：2009-8-18作者简介：程晓陶（1955-），男，常务副主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基金项目简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基金项目。66的钻研精神所感动。因此，对于这篇短文，我更愿意以随笔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感受，而不去刻意增加文章的专业深度。果，这点还是起了不小的作用。为了尽快弥补水利科技人才不足、技术落后的局面，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组建了一批水利科研机构，水利大专院校也得以迅速的恢复与扩展，水文观测事业也开始了大的发展。①为了加强科学研究，1950年在原有基础上成立了南京水利实验处，1956年更名为南京水利科学研究所；1955年成立了中国科学院水工研究室，1956年成立了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1957年两者合并为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利科学研究院。②为了加快水利人才的培养，1950年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