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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的根由 王立新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宋豫秦先生在《“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的原因与启迪》一文中提出： 夏、商、周三代之所以迭相以河洛之间为都（或别都），主要是出于生境优化的选择。河洛之间不仅地势高平，无水旱之忧，而且地理位置适中，水路交通便利，加之该区域具有生态多样性的显著特点，任何灾害都不足以对区域内的生境造成颠覆性的破坏，所以，该地区自然会成为由嵩山南麓山地北上的夏人、由太行山东麓冲击扇南下的商人以及由地形破碎的黄土高原腹地逐步东进的周人立都的最佳选择。 其论不仅以相关文献记载为依据，更从人地关系的角度寻找这种行为的深层原因，是很有启发意义的认识。 然而，通过对文献和考古资料的重新梳理和分析就会发现，地理位置和资源的优越性虽是三代立都于河洛之间的重要原因，而自夏朝以来所产生的王朝正统观念的不断强化，也应是导致这种历史发展趋势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 谢维扬先生曾提出，在古代中国政治传统中始终存在着一个王朝正统的观念。他说： “在夏朝国家建立后，由它控制的地域已逐渐成为标志国家主体的不可分割的内容。这在中国历史上造成了一个重要的政治传统，即建立一个真正的、被承认的国家，就必须占据特定的地域，并有相应的中央权力”。 “新建立的王朝必须证明它继承了前代王朝的主要主体性标志，即所控制的地域和所拥有的中央权力” 这是很有道理的认识。不过，在地域和权力这两个主体性标志之外，前朝的民众与财产也应是“标志国家主体的不可分割的内容”。 《吕氏春秋·似顺论》：“汤武一日而尽有夏商之民，尽有夏商之地，尽有夏商之财。以其民安，而天下莫敢之危；以其地封，而天下莫敢不说；以其财赏，而天下皆竞。无费乎郼与岐周，而天下称大仁，称大义，通乎用非其有”。 占有并支配前朝的地域、民众和财产，以维护其王朝正统的地位和彰显自身权力的合法性，此后的任何一个王朝莫不如是而为。 我认为，正是出于强化这种王朝正统观念的需要，商、周两代才会迭相以夏王朝的腹心地区为都，并在此膺受天命，实施对四方土地、人口和贡赋的管理。 首先，夏朝的建立使得河洛之间成为一个重要的地缘政治中心，其后商代夏、周代商都必须要占据前朝所控制的地域，尤其是河洛之间这一最早的地缘政治中心。 现代史学对早期中国社会发展史的研究表明，启继禹而立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据史书记载，在启之前，中原地区曾出现若干被称为“帝”的族群首领，其中年代较晚的尧、舜、禹之间的权力递嬗，按《孟子》、《史记》等文献的记述，属于贤德之人之间的禅让，即通过举贤与能而实现权力的和平交接。而据《竹书纪年》、《韩非子·外储说》、《吕氏春秋·恃君览》的有关记载，三者之间的权力交接却并非一帆风顺，都曾发生过暴力争斗。 无论哪种说法更为真实，有一点可以肯定，三者之间的权力递嬗并没有稳定于某一家系之中。而禹之子启的继位，彻底改变了以往的权力交接模式，使“帝”这种称号从此传继于同一家系之中，真正形成了以“家天下”为突出特征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一直延续至清，再无质的变化。这就是现代学者所习称的王朝体制。而河洛之间正是这种王朝体制的诞生之地。 考古学研究表明，以豫西河洛之间为分布重心的二里头文化就是夏代夏国之人的文化，主要是由嵩山以南的煤山文化与河洛地区的王湾三期文化整合而成的。伴随着嵩山南北的文化整合，该区域的聚落形态也由多中心对抗型向金字塔形的结构演变，反映了一种统一的政治秩序已建立起来。而这一局面的出现，很可能就是由于夏初通过对有扈氏等敌对势力的征伐和兼并所导致的。 正是由于嵩山南北第一次地域政体的整合，才导致了夏王朝的出现。从此，王朝体制取代松散的联盟制成为了中国早期国家基本的政治体制。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夏的出现结束了此前中原大地“方国林立”的局面。 商是一个兴起于太行山东麓地区的小国，至汤时其国的范围也不过是“方百里”或“方七十里”。趁后桀之乱而不断壮大自己的实力，“汤始征，自葛载”（《墨子·滕文公（下）》），其后又陆续灭掉韦、顾、昆吾等国，最后一举灭夏，并“作宫邑于下洛之阳”（《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政治意图非常明显，就是要取代夏后而成为诸侯之长。周又只是商西鄙的一个小国，其后势力渐大，至文王时被商封为“西伯”，赋予其专征伐的至高权力，但仍不满足，继而一路东进，最终实施剪商。 显然，占据前代王朝的所控地域，尤其是都城所在，是获得其王朝正统地位的必要之举。 其次，三代迭相以河洛之间为都，是为膺受天命并由此获得权力合法性的需要。 有趣的是，虽然实际上是启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然而启的子孙却从未将启作为夏王朝的开创者。夏代早期有所谓太康失国，羿浞代夏。按照《左传·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