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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视角下的“瑞典模式”杨夏鸣【摘要】中国对“瑞典模式”认识是随着国内主流意识形态及主导话语的变化而变化的: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到“一种社会主义模式”;从“平等富裕的典范”到“瑞典病”。今天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视角审视,“瑞典模式”实际上是一种结合自己传统和历史的制度创新:即意识到市场、私有制对个体原动力发挥的重要性;又认识到社会公平、平等对人的尊严实现的不可或缺性,这同样也是人类一种本质需求。努力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点,并在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中努力实现动态中的新平衡是“瑞典模式”的本质所在。【关键词】社会发展;瑞典模式;中国认知【文章编号】1001-4527(2007)01-0136-04【中图分类号】D5【文献标识码】A【作者简介】杨夏鸣(1958-),男,江苏南京人,江苏省委党校世界经济与政治教研部教授,主要从事国际问题研究。一、历史背景191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带头改名为俄共(布),随后西欧大批社会党或新民党的左派纷纷退出该党,另建共产党。从1919年起,国际工人运动中共产党与社会党两派分道扬镳。1919年3月各国共产党成立了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同年2月社会党恢复了在战争时期停止活动的第二国际。从此,共产国际与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共产党与社会党、科学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俨然对立。1920年7月在共产国际二大的报告中更明确地宣布:“机会主义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我们必须战胜这个敌人。”[1](p220)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于1923年成立时则谴责苏联政府使用“恐怖方法”,“压制基本民主权力”,为此,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强调要走“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2](p36-40)除了前苏联外,只有中国共产党依靠自己独立探索,通过“农村包围城市”,并“武装夺取政权”。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推行的改良主义路线,在欧洲,有几个党通过议会民主道路上台执政,如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布兰亭于1920、1921-1923、1924-1925年三次担任内阁首相,1932-1935年该党的汉森又任首相等。战后有更多的社会民主党在欧洲执政。随之,也就有了走向社会主义的两种模式。社会民主党在欧洲所取得的成就并没有减少两种模式,即列宁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敌对和斗争。尽管后斯大林时期,前苏联的内外政策出现了一些变化,如对改变了对南斯拉夫的政策、与美国搞缓和等,但对西欧民主主义的模式基本是否定的,这一立场也深深地影响到中国。上个世纪60年代中苏分裂后,中国在意识形态上进一136步走向激进。在这种背景下,“瑞典模式”是不可能较为客观地被中国认知的,因为不仅没有任何现实意义,而且对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简直就是一种威胁。因此,在20世纪50到70年代,中国视角下的“瑞典模式”在学术界几乎是空白,在意识形态领域则笼统地被称为“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而同期正是瑞典模式的黄金时期,其成就得到举世公认,并被广泛的介绍和研究。二、“瑞典模式”在中国认知中的变化80年代,当“瑞典模式”开始出现某些问题时,中国的政治环境和主流话语发生了很大变化,“解放思想,事实求事”使得人们用另一种视角观察瑞典模式成为可能。杨启先教授在1985年和1988年两次考察瑞典后写的《考察纪要》在多个领域,特别是在政治领域以自己的理解较为详细地介绍了“瑞典模式”。关于“瑞典模式”政治性质,他写道,“多年以来,对于瑞典式社会主义,我们不仅是一直视为异端,持严厉批判的态度,而且时至今日,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仍然肯定的少,否定的多。其实,这是不够公平的。如果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我们就不难发现,除了其在政治上的是非暂时还难以作出一般都能够接受的结论以外,在经济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无论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人民生活的提高,还是实现分配公平、社会公正、保障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应有利益等方面,其成就都是很大的。”“我们一直认为,瑞典社会民主党是一个修正主义的党,瑞典社会是一个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的资本主义社会。因此,在考察中,我们曾经非常直率地提出:他们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党和什么性质的社会?他们明确地回答:时至今日,他们自己仍然认为,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党和社会主义社会。其主要理由是:从瑞典社民党的历史看,在1889年成立时,他们就没有自己的党纲党章,而完全是一字不变地采用了当时由恩格斯创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纲党章。我们访问时,他们虽然正在酝酿第七次修改党纲,但在其散发的修改党纲的宣传资料中仍然载明:瑞典社民党的理论基础是多元的,但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主义;阶级基础是广泛的,但主要是工人阶级。只不过是明确了工人阶级不仅包括蓝领工人,也包括白领工人。”关于“瑞典模式”的经济性质。文章写道:“瑞典经济的性质,用他们的话来说,既不是完全的资本主义经济,也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经济,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