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皮革及制品历史沿革.docx

中国古代皮革及制品历史沿革何露1，陈武勇2*（1、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100006；2、四川大学生物质与皮革工程系，四川成都610065）（上接第16期）“矾”字，甲骨文与金文中都没有查到，后来的篆书和隶书中才有了“硝”字和“矾”字[9-10（]见图2-2d,e,f,g）。芒硝与明矾均是天然存在的无机物，是人们从事毛皮与制革生产中可以首先使用的天然化工材料。甲骨文与金文中没有这两个字，到篆书与隶书中才发现，说明我们的祖先到战国时代已经将天然化工材料芒硝和明矾用于皮革生产，即有了硝面鞣和铝鞣技术[9-10]。春秋时代的著作《论语》中有“虎豹之鞟”的记载，“鞟”是去毛的兽皮，说明当时已经有了较成熟的脱毛制革方法[8,14]。继灰碱脱毛法之后，人类又发现，禽畜的粪便如鸽粪、鸡粪和狗粪，经温水发酵后也能与生皮作用，使它更加柔软[19]。但这种软化法容易损坏生皮，非有经验的人不能掌握。当时人们不知道这是微生物酶的作用，把它视为一种秘密，仅在师徒之间世代相传，成为后人制造软革的关键技术[20]。随着皮革技术的发展，春秋时代皮鞋制作工艺更加成熟，湖南长沙楚墓出土的一双距今2300多年的春秋时的革履[4,8（]图2-5），它采用经过简单鞣制的皮革作帮底，并以皮线手工缝制而成。鞋底显然是挑选了比帮料坚硬得多的皮革。鞋面由三块皮革部件组成。一是前盖，二是前尖，三是后尾，经过仔细搭配缝制而成。鞋头呈方型，款式为无带的套式[3]。以皮革部件镶拼制作鞋帮的设计工艺已趋向现代设计的构想。它不仅为日后中国历代沿用的六合（皮）靴奠定了设计基础，而且一直流传至今，为当代鞋履中帮面拼块造型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3]。与其同时出土的还有革囊（皮包）和革箙（弓箭皮套子）等文物[4,8]。这些珍贵文物的出土证明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已掌握了比较高的皮革和革制品的制造技术。战国时代出现了我国鞋履历史的一个伟大里程碑，即我国鞋履的第一次改革—靴的出现。靴，是古履的一种样式，一种高度在踝骨以上的长筒鞋，原为北方游牧民族穿用，多为皮革制成[1]。我国在4000年前，已有皮靴出现。《说文解字》云：“鞮，革履也，胡人履连胫，为之络鞮。”[3]又见4春秋战国时期的革制品现存最早的一部记录了皮革、皮甲、皮鼓等制造技艺的我国古代文献，那就是春秋时代齐国的一部官书——《考工记》。这部著作记述了齐国关于手工业各个工种的设计规范和制造工艺，书中保留有先秦大量的手工业生产技术、工艺美术资料，记载了一系列的生产管理和营建制度。《考工记》所记述的手工业，分工细密，其中攻皮之工就有五种，即函、鲍、韗、韦、裘[18]，可见皮革生产在当时已相当发达，以致在朝廷中要设专职的官员加以管理。《考工记》记载的“鲍人之事”，记述了鞣制皮革的工艺要求和检验方法。“鲍人之事，望而睇之，欲其荼白也；进而握之，欲其柔而滑也”[18]，这里明确提出了皮革鞣制要达到“观感洁白，手感柔滑”的工艺要求。皮革从最初的不加工直接穿用，到这般工艺效果，其鞣制工艺经历了漫长的经验积累过程。从古书记载和出土文物看，可以说我国的皮革作为一门工业，在殷商到春秋战国时代，即距今三、四千年前就形成了。从我国有关皮革的古文字，使用于古代毛皮生产上的芒硝中的“硝”字与使用于古代制革生产上的明矾的图2-5春秋时期的革履（湖南长沙楚墓出土）47图2-6足穿胡靴的赵武灵王骑射图（复原图）图2-72300年前的连腿皮靴（新疆苏贝希古墓出土，新疆考古所藏）革史纵览西部皮革第33卷始流人中原。《释名》云：“古有舄履而无靴，靴字不见于经，至赵武灵王始服。”[“3]胡服骑射”是我国鞋文化史上第一次伟大的改革实践，它变舄履为靴，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军事生活、政治生活乃至社会生活。战国时，各国战争频繁，赵武灵王首先引进北方民族和西域少数民族所着的胡服（图2-6），战士们穿短衣、长裤、马靴，作战十分灵活。于是赵国逐步放弃车战，改用骑兵战术，终于使赵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1]。从此，皮靴不仅成为我国各朝代的军事用鞋，同时传入民间，演变为生活用鞋，成为中原一带的民族鞋饰的一部分，并一直沿用至今。在新疆吐鲁番火焰山腹地的苏贝希古墓出土了一批两千三百多年前战国时代的革制品文物，几乎与赵武灵王处于同一时代。古墓中出土了大量毛纺织品与革制品，其中毛织裤装、连腿皮靴（图2-7）对游牧民族的穿着特征具有代表意义。此裤装为纺毛质地，柔软、轻薄，腰阔胫长，裤长多于履足。在其膝部套上圆筒形狼皮毛在外的“膝裤”套缚双腿，再用毛绳束系并与裤腰带相连。古时的“膝裤”也称“胫衣”，有以革制，也有以厚棉[15]。连腿皮靴则紧紧套住毛织布裤，与膝裤、裤装、靴履连成一体。皮靴套上裤装，便于骑马驰骋，游猎四方。从连腿皮靴可以看出，战国时的游牧民族的兽皮加工、鞣制技艺已相当出色。我国春秋时代著名诗人屈原在《楚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