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武举制度.doc

历史上的武举制度 科举制度是由隋朝建立，而为唐朝完善，并为后代历朝沿用的选拔官吏的制度。魏晋实行九品中正制，高门士族拥有政治特权，世代垄断高官显位。南北朝时士族门阀已日趋腐朽。隋朝废除了九品中正制，采取科举取士的办法，隋初规定原有的秀才、明经两科，由州县学送生徒到中央参加考试。大业年间又置进士科，科举制逐渐形成。科举制既能为庶族地主，乃至出身寒微的乎民知识分子提供一个做官参政的机会，又能为封建国家更广泛地吸收，笼络各种人才开辟一条道路，从而受到广大的中小地主和知识分子的拥护，受到封建君主的高度重视。因此，唐朝皇帝不仅继承了隋朝创立的科举制，而且还不断地加以发展和完善。唐代的科举分为制举和常举两种，常举即“常贡之科”，是常年按制度举行的科目，其各项制度均已由选举令和吏部或礼部的格、式作了规定。而制举，则由皇帝临时颁布制敕进行，有着“有唐称治，由制策之科”的评价与总结。制举作为将“举士”与“选官”相结合的特科，它的逐渐确立和不断调整、完善的过程，与唐代铨选制度的完善大体是一致的，更能体现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精神和原则。唐代，对科举制最大的贡献就是建立了武举制度。 《新唐书·选举志》曰，“长安二年，始置武举。”但唐朝皇帝试图通过考试的形式，选拔军事人才，似乎不当晚于长安二年（公元702年）。早在显庆二年（公元657年），高宗皇帝就已经开始用制举的形式，通过颁布特旨昭示天下，要求五品以上的京官和各州刺史精心查访军事人才赴东都洛阳参加考试。在这份《令百官各举所知诏》中，高宗恳切地指出：“比者贡寂英奇，举非勇杰，岂称居安虑危之志，处存思乱之心？如不旌贲远近，则爪牙何寄？”国家以往的贡举考试中，“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虽这种“英雄”多是明经、进士的文人，朝廷严重缺乏英奇勇杰的军事人才的选拔。长此以往，国家不储备这样的人才，又如何体现应付未来的变化呢？所以，高宗要求大家积极选拔“勇冠三军，翘关拔山之力；智兼百胜，纬地经天之才；蕴奇策于良、平，驰功绩于卫、霍；踪二起于吴、白，轨双李于牧、广。赏纤善而万众悦，罚片恶而一军惧。”就在这一年，左骁卫郎将刘仁愿，“应诏举文武高第，升进三阶。（《唐刘仁愿纪功碑》）”其后，仪凤三年（公元678年），监察御史娄师德亦应猛士举从军，随李敬玄西征。调露元年（公元679年），高宗在武成殿亲自召见诸州举人，问“天阵、地阵、人阵”是什么？武陟尉此时刚举岳牧科，从容对曰：“师出以义，有若时雨，天阵也；兵在足食，且耕且战，地阵也；卒乘轻利，将帅和睦，人阵也。”高宗对此非常满意，遂超擢之（《广德神异录》）。 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则天女皇开武举，并亲自颁诏天下：“朕闻武之道凭经纬而开国，春秋之功，借生杀而成岁。……可令文武内外官五品及七品以上，清官及外官刺史都督等，于当管部内，即令具举，且十室之邑，忠信尚存，三人行，我师犹在，会须搜访，不得称无，荐若不虚，自从异之曲，举非明士，岂漏贬责之科，所司明为条例，布告远近，知朕意焉。”试图把原来非常性的制举选拔军事人才机制，改革为经常性的常举来选拔军事人才。以期为朝廷选拔更多的勇堪杀敌、谋堪治军的军事人才。朝廷规定：在常科举行考试的同年，也进行武科考试。其报名、选拔、举送、报到等有关办法程序，与常科的乡贡大体一致：“凡应举之人……，若州、府岁贡，皆孟冬随朝集使以至省，勘责文状而引试焉；亦与计科偕。”所谓“与计科偕”，即《通典·选举三》里说的，武科考生，“每岁如阴经、进士之法，行乡饮酒礼，送于兵部”。但不幸的是，从开始那日起，武举制度就走入了误区。富有创造精神的则天女皇，似乎并没有想清楚武举到底应该考什么，即通过什么途径来选拔军事人才。 在考试内容上，武举包括“平射”和“武举”两项考试。“其制，有长垛、马射、步射、平射、筒射，又有马枪、翘关、负重、身材之选。翘关，长丈七尺，径三寸半，凡十举后，手持关距，出处无过一尺。负重者，负米五斛，行二十步，皆为中第，亦以乡饮酒礼送兵部。” 长垛，属于“平射”考试中的唯一项目。即射远距离以外的箭靶，考察考生射箭的准确性。“其课试之制，画帛为五规，置之于垛，去之百有五步，列坐引射，名曰‘长垛’。”考生用一石力之弓（约合今天的55公斤），射六钱之箭（约合22.38克）。每人可射三十支，所发箭的准确度均在“次等”以上者，即为合格。 “武举”考试是多项内容的综合测试，要考的内容包括：骑射、马枪、步射、才貌、言语、举重等项。首先是骑射，即马射，考验考生骑在马上射箭的水平。马射的靶子“穿土为埒，其长与垛均，缀皮为两鹿，历置其上。”考生用七斗之弓（约合38.5公斤），以命中鹿子的多少来计算成绩。 马枪，考核的是考生骑在马上运枪准确击刺物体的能力。其制曰：“断木为人，戴方版于顶，凡四偶人，互列埒上，驰马入埒，运枪左右触，必版落而人不踣。”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