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讲_晚清的“中体西用”思想.ppt

第十一讲 晚清的“中体西用”思想 一、形成的时代背景 二、思想渊源 三、洋务前期“中体西用”的成型 四、洋务运动后期的发展 五、戊戌维新时期的嬗变 六、严复对“中体西用”的批评及其局限 七、“中体西用”的时代意义 一、形成的时代背景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文化观，在19世纪后期风头甚健，成为部分官方或半官方、主流派或非主流派文化人士尊奉的文化观念准则、规范。 辛亥后，始逐渐式微，但仍有相当的影响。在该论题下，包含相当庞杂的思想和不同的见解，经历了一个历史演变过程 “中体西用”是在洋务运动中形成和定型的，它是一种时代思潮、时代产物。 讲求洋务包含一个必须解决的前提性问题： 所讲求的洋务是否适用于中国？ 涉及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中学）和西学？ 促使“中体西用”问世的直接导因是守旧派对西学的顽固拒绝。守旧派对待中西学的关系问题比较敏感，体察到西学的引入必将动摇传统的纲纪法度、道义准则。 洋务派多是孔孟之道信徒，也不敢正面承认西学的冲击，只好竭力论证中西学不会发生冲突，能相通相容。策略之一就是利用“西学中源”说，以反击守旧派，但没能阐释清楚中西文化的全部关系（两者所处地位、所起作用、构成何种关系） 二、思想渊源 1、清廷对西学的评估与文化政策 “主辅”、“本末”、“体用”等范畴均取之于传统典籍，洋务时期主要是按主次轻重模式来评估中学与西学，确定对待二者的不同态度。而这种方式的思想渊源是洋务运动之前就已存在的清廷对西学的评估 鸦片战争前半个世纪清廷对西学的评估：“所格之物皆器数之末”——肯定其科技成就，否定其学理。 清廷文化政策：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其潜台词是认定中国的圣贤名教为学理的正宗 魏源在《海国图志》中转述了清廷上述做法，据此可判定他提倡“师夷长技”时已想到了如何评估西学，他从中找到了不学西学义理，可学西学技艺的依据 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提出的“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对中体西用的形成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但冯“本辅”说用意于提倡“采西学”，清廷的评估对西学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冯的主张承袭了传统说法，但已有所变异 三、洋务前期“中体西用”的成型 1、最基本特征 从冯桂芬“本辅”说起，“中体西用”文化观基本构架已成型。 其最基本特征：在中学和西学兼容并蓄的文化结构中，以突出中学主导地位为条件，确认西学的辅助作用。形式上强调“体”，事实上强调的是“用”，“中体西用”意在“西用”。 产生这种做法的动因 受洋务派、尤其是前期洋务派价值观念及其对西方认识水准所制约，他们对固有文化没有形成反省考察的自觉 洋务派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为着防卫对手的攻击，减少提倡西学的阻力。 “中体西用”绝非书斋中想出的学术新见，而是论争的产物，是时代潮流催生的一种观念 四、洋务后期的发展 1、发展的原因 洋务运动后期“中体西用”观念大有发展，分析论证越来越详细 守旧派反对西学言论的刺激：守旧派极力贬低或抹杀西学对于振兴中国的任何积极作用，洋务派则极力论证西学对富国强兵的不可替代作用，重点说明“中体”离不开“西用” 洋务派对西学认识的加深：认识到西方富强的原因在于实行“重商富民”政策，并建立了相应的法度 四、洋务后期的发展 2、具体论述 洋务派：在实践中懂得了“强”与“富”不可分割，于是兴起“重商富民”思潮 郭嵩焘：提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意味着西学不只是“末”，西洋立国之“本”也应学习，西洋的本末是配套的、相辅而成的 钟天纬：主张学习的重点应是西方的政治制度，引进“西体”，对中国固有的君主专制政体进行变革 郑观应等：主张在科技、教育、政治、经济、军事诸领域，一概采用“西法”，而“中体”已不包括具体的政教法度，只剩下传统的学理原则、伦理信念（扩大“西用”，缩小“中体”） 论战双方认识上的共同误区：似乎儒学的伦理政治观念与西方资本主义近代文化之间的关系，就等于中西文化的全部关系 甲午前后维新思潮萌动时，洋务派和维新派政治分野不明确，康梁对张之洞还寄予厚望，“中体西用”充当着不完全反对西学的各色人等的共同口号。康梁也将“中体西用”当做天经地义的口号打出来，充当护身符。 随着维新的高涨，“中体西用” 从提倡采西学的革新基调，变为反对以西方为模式实行变法改制的保守基调。 五、戊戌时期的嬗变 1、发生嬗变的背景 守旧派与洋务派在文化思想上渐趋合流，洋务派从强调“西用”以反对守旧派，转为强调“中体”反对维新派 维新派与洋务派则分道扬镳。张之洞1898年作《劝学篇》以反对维新变法，《内篇》重点在于推崇纲常，反对民权 五、戊戌时期的嬗变 2、洋务派文化观的新矛盾：反维新而倡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