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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父亲冯友兰 　　冯友兰,字芝生,河南唐河人,著名哲学家,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被誉为“现代新儒家” 。其女宗璞,当代女作家,生在北京。幼承家学,就读清华大学附属成志小学。抗战爆发,随父赴昆明,就读西南联大附属中学。1945年回北京。1946年入南开大学外文系,1948年转入清华大学外文系,曾就职于中国文联、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本文系宗璞对生活中的父亲冯友兰的点滴回忆。 　　 　　在清华,父亲管选诗,母亲管背诵 　　 　　清华园内工字厅西南,有一片小树林,这里藏着一段历史和一段我一生中最美好的记忆。幼时觉得这里树高草密,一条小径弯曲通过,很是深幽,是捉迷藏的好地方。树林的西南有三座房屋,当时称为甲、乙、丙三所。甲所是校长住宅。最靠近树林的是乙所。乙所东、北两面都是树林,南面与甲所相邻,西边有一条小溪,溪水潺潺,流往工字厅后荷花池。我们曾把折好的纸船涂上蜡,放进小溪,再跑到荷花池等候,但从没有一只船到达。 　　1928年10月,父亲到清华工作,找到“安身立命之地”。先在南院十七号居住,1930年4月迁到乙所。从此,我便在树林与溪水之间成长。抗战时,全家随学校去南方,复员后回来仍住在这里。我从成志小学、西南联大附中到清华大学,已不觉树林有多么高大,加上溪水逐渐干涸,这里已不再只是儿时的快乐天地,而有着更丰富的内容。1952年院系调整,父亲离开了清华,以后不知什么时候,乙所被拆掉了,只剩下这一片青草覆盖的地方。 　　在乙所的日子是父亲最有创造性的日子。除教书、著书以外,他一直参与学校的领导工作。1929年任哲学系主任,从1931年起任文学院院长。当时各院院长由教授会选举产生,每两年改选一次。父亲任文学院院长长达十八年,直到解放才卸去一切职务。十八年的日子里,父亲为清华文科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哪些贡献,现在还少有研究。我只是相信学富五车的清华教授们是有眼光的,不会一次又一次地选出一个无作为、不称职的人。 　　在清华校史中有两???危难时刻。一次是1930年,罗家伦校长离校,校务会议公推父亲主持校务,直至1931年4月吴南轩奉派到校。又一次是1948年底,临近解放,梅贻琦校长南去,校务会议又公推父亲为校务会议代理主席,主持校务,直到1949年5月。世界很大,人们可以以不同的政治眼光看待事物。父亲后来的日子是无比艰难的,但他在清华所做的一切无愧于历史的发展。 　　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他爱学生。他认为清华学生是最可宝贵的,应该不受任何政治势力的伤害。他居住的乙所曾使进步学生免遭逮捕。1936年,国民党大肆搜捕进步学生,当时的学生领袖黄诚和姚依林躲在我家,平安度过了搜捕之夜,后来出版的《姚依林传》也记载了此事。据说当时黄诚还作了一首诗,可惜没有流传。临解放时,又一次逮捕学生,女学生裴毓荪躲在我家天花板上。记得那一次军警深入内室,还盘问我是什么人。后来为安全计,裴毓荪转移到别处。70年代,毓荪学长还写过热情的来信。 　　学者们年事日高,总希望传授所学,父亲也不例外。但新中国成立后他的定位是被批判对象,怎敢扩大影响?但在内心深处,他有一个感叹,一种悲哀,那就是他说过的八个字:“家藏万贯,膝下无儿”,形象地表现了在一个时期内,我们文化的断裂。可以庆幸的是这些年来,“三史”、“六书”俱在出版。一位读者来信,说他明知冯先生已去世,但他读了“贞元六书”,认为作者是不死的,所以信上的上款要写作者的名字。 　　父亲对我们很少训诲,而多在潜移默化。他虽然担负着许多工作,和孩子们的接触不很多,但我们却感到他总在看着我们,关心着我们。记得一次和弟弟还有小朋友们一起玩。那时我们常把各种杂志放在地板上铺成一条路,在上面走来走去。不知为什么他们都不理我了。我们可能发出了什么响声,父亲忽然叫我到他的书房去,拿出一本唐诗命我背,那就是我背诵的第一首诗,白居易的《百炼镜》。这些年我一直想写一个故事,题目是《铸镜人之死》。我想,铸镜人也会像铸剑人投身入火一样,为了镜的至极完美,纵身跳入江中(“江心波上舟中制,五月五日午时”),化为镜的精魂。不过又有多少人了解这铸镜人的精神呢。但这故事大概也会像我的很多想法一样,埋没在脑海中了。 　　此后,背诗就成了一个习惯。父母分工,父亲管选诗,母亲管背诵,短诗一天一首,《长恨歌》、《琵琶行》则分为几段,每天背一段。母亲那时的住房,三面皆窗,称为玻璃房。记得早上上学前,常背着书包,到玻璃房中,站在母亲的镜台前,背过了诗才去上学。 　　乙所中的父亲工作顺利,著述有成。母亲持家有方,孩子们的读书声笑语声常在房中飘荡。这是一个温暖幸福的家。这个家还和社会联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