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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丰仡佬语连动结构研究 何彦诚 绪论 国内外关于连动结构的研究综述 近百年来，国内外语言学界有关连动结构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是近三四十年来的研究更是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尽管如此，有关连动结构的研究还是存在着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对连动结构这一研究对象的界定和研究方法上存在分歧，使得研究呈现见仁见智的百家争鸣态势。这种格局无疑是有利于推动连动结构研究的发展，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缺乏统一的理论框架的研究态势不利于连动结构的研究，很难使人们对连动结构这一语言现象有个统一而全面的认识。随着语言学理论的不断发展和研究视野的逐渐扩大，人们也将会更加深刻更加全面地了解连动结构这一语言现象。下面就国内外有关连动结构的研究动态作一概述。 国外研究动态 关于连动结构（Serial verb construction, SVC），比较普遍的定义是，一个小句内两个或者更多的动词一起构成一个单一的谓语，其间没有任何明显的连接语素或标记。连动结构描述的是概念化的一个单一事件。国外对于连动结构的研究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而且伴随着相关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发展，关于连动结构的研究成果和观点更是呈出不穷。 Aikhenvald（2006：58-59）指出，国外最早是由Christaller（1875年）指出动词连用这一现象的，之后Westermann（1930年)和Dempwolff（1939年）等人先后都给这种语言现象下过定义，而“Serial Verb Constructions”这一术语则是由Balmer和Grant于1929年提出的，而后又由Stewart（1963年）再加以介绍，是国外文献中普遍接受的术语。此外，国外文献中出现的其他术语有“Verb Concatenations” （动词连接)、“Tandem Patterns of Verb Expressions”（动词的串联模式)、“Multi-verb Constructions”（多动结构)、“Verb Series”（动词序列) 、“Serial Verbs”（序列动词)等（参见Aikhenvald，2006：59）。这些不同的术语一方面说明连动结构这种语言现象广泛存在于世界语言之中，另一方面也显示出这种语言现象的复杂性以及对此问题的不同观点。 国外关于连动结构的范围界定主要有单一子句论和复句论两种取向，前者最先由Foley和Olson于1985年提出，认为应将连动结构的范围限定于单一子句内（Foley and Olson,1985:18）Aikhenvald 2006：59）。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都已经接受了倾向于把连动结构作为单一子句来分析。然而，连动结构子句与其他结构子句的界限并不总是清晰可辨的，正如Aikhenvald(2006:59)所指出的那样，“把连动结构和其他多动词结构区分开来并不总是简单易行的。在一些非洲语言中，连续结构(consecutive constructions)就可能容易与连动结构发生混淆。” “这些由于连动结构的界定问题而引发的难题是的一些学者否认了这种语言现象的存在及其在跨语言研究中的重要性……”（Aikhenvald,2006:60）。 除了研究对象的范围和内涵存在分歧外，在方法论的选择上也有差异。对于连动结构的研究，国外主要有形式主义和功能类型学（即类型学）两大路子。前一种路子的主要代表人物有Baker（1989）、Stewart（2001）等。随着功能主义语言观的兴起，后一种路子的研究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同时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主要代表人物有Givón（1991）、Bisang（1992）、Lord（1993）等。其中，此专题研究的集大成者应首推La Trobe大学语言类型学研究中心的Alexandra Y. Aikhenvald 和R.M.W. Dixon等人了，最近出版的由他们两人主编的《连动结构—跨语言的类型研究》（Serial Verb Constructions—A Cross-Linguistic Typology）一书可谓是代表了该论题的最新进展。书中的第一章便由主编之一的Aikhenvald执笔，从类型学的角度论述了连动结构的各个相关问题，并给出连动结构的各个参项，使连动结构的描写和研究有了统一的理论框架，其余章节便是在此框架内对属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十几种语言的连动结构进行描写和研究。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连动结构的研究主要是围绕汉语进行的，汉语连动现象的研究最早可追朔到1898年的《马氏文通》，由于受当时印欧语法体系的影响，《马氏文通》把句子中连用的动词分为“坐动”和“散动”两种（马建忠，1898(1983):208），前者相当于限定动词，后者相当于非限定动词。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1924(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