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杂志-张元济图书馆.docVIP

散论张元济对《东方杂志》的影响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洪九来） 《东方杂志》（下文简称《东方》）创刊于1904年，终刊于1948年，前后共出44卷，817期，是旧商务期刊方阵中当之无愧的“龙头老大”，也是旧中国连续出版时间最长的杂志。对于这样一份历史上极有影响力的刊物，它与“商务的保姆”——张元济先生有何种有形的或无形的依存关系？后者对该刊的成长是如何施加影响的？诸如此类的问题在以往的学术研究中有零星的关注，但没有进行过较为集中的分析。本文主要从张元济的“文人办报”理念、“文明排外”思想与《东方》的刊风刊貌关系入手，梳理在《东方》“长寿”的历程中，商务的当家人倾注了何等心血、培育了何种品性，从而透见张元济对商务整个出版事业的巨大贡献。 一、“保姆”情怀与《东方》“长寿” 戊戌变法流产之后，中国思想界在救亡图强的方式方法上发生了重大分化，呈现出多元的取向，有继续以君主立宪政治为己任的，有代之以共和革命为旗帜的，还有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则转向了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等具体的社会变革之中。张元济（1867——1959）是戊戌变法时期被光绪帝赏识的著名维新党人，变法失败后被清廷革职“永不叙用”，由北京的政界转入上海的学商之间，他摆脱了旧的仕途束缚，选择了新型的救国模式。1902年初，张元济辞去南洋译书院的公职，以被罢职的翰林身份屈居于当时还默默无名的商务印刷厂，他与商务创办人夏粹芳约定的条件是：“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具体而言，就是其内心规划了一条在商言商、以商扶教、以教立国的启蒙路径。从此，张元济就献身于以现代出版这一新式文化媒介来启蒙救国的宏大事业。 1903年6月，张元济出任商务编译所所长，全面执掌商务的编辑出版事务。同年底，在新合资成立的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第一次编译会议上，《东方》被提议创刊，其宗旨是“启导国民”。在张元济精心培育的强大的商务期刊版块中，《东方》应算是最早的产儿，从一开始两者间就形成了天然的依存关系。 纵观《东方》近半个世纪的历程，尽管其编辑人员更替了一批又一批，但张元济的身影始终伴随着刊物的全过程。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张元济曾在该刊上挂名过任何具体的或荣誉性的头衔，或者亲自为刊物撰写了多少鸿篇高论，综其一生，他在《东方》上仅发表了屈指可数的几篇诗文、序跋、杂议等，最长的一篇文章是1910年其出游欧美列国后写的游记——《环游谈荟》，从1911年第八卷1号开始刊载，但仅连载了两期就不知何故中止了。张元济对《东方》的呵爱与关注之情主要体现在他幕后所做的一切默默无闻的工作，他常常亲自过问刊物的稿源、插图、广告等琐碎事项，当刊物因受各种阻厄而出版不畅时，能当机立断、及时调整。笔者粗略统计了现有《张元济日记》中完整八年（1916—1923年）的记录情况，其中直接涉及《东方》事项的条目共有25项之多，诸如：商讨刊物在海外被禁制的对策（1917年1月19日）；调息编辑部内部因选题分歧而引发的人事矛盾（1917年8月22日）；决定胡适投稿的稿酬标准（1918年2月2日）；决定刊物降价与《新青年》、《新潮》等竞争（1918年12月25日）；商定由陶葆霖接替杜亚泉管理刊物（1919年5月24日）……可谓事无巨细，悉集于身。在商务庞大的出版业务中，一本杂志能得到张元济如此密集而细微的关怀，这种现象是少见的，至少在《小说月报》、《教育杂志》等一些商务同期的名刊身上就未发生，足见张元济对《东方》有某种独特的钟爱之情。 《东方》在出版历程中曾发生了三次休刊、又三次复刊的现象，这在近现代中国报刊出版史上是极少见的奇迹。1911年11月—1912年3月，《东方》因辛亥革命的爆发第一次休刊五个月；1932年3月—10月，因商务管理大楼被日寇炮火所毁第二次休刊八个月；1941年12月—1943年3月，迁移至香港的《东方》编辑部因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三次休刊长达一年半的时间。20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的灾难与坎坷使得商务事业深受其累，像《小说月报》、《少年杂志》等许多商务名刊就是在一·二九火劫中消失的。幸运的是，张元济等商务不同时期的主持人似乎对《东方》特别眷顾，《东方》在商务每一次困境稍有缓解之后总能最先被复刊，重新回到读者手中。1948年底，由于时局的动荡加之经营的窘迫，张元济着手整顿商务业务，《东方》在无奈之下又一次休刊了。不过，如果体味张元济当时的内心，他一定有让刊物再次复活的愿望。据记载，1949年金秋时节，张元济应邀去北京参加开国大典，此间他曾参观了燕京大学图书馆，当时燕大图书馆馆长陈鸿舜郑重其事地拜托他帮助把馆中所缺的《东方》各册补齐，这件小事最能表明《东方》在当时学术界的地位，也定能触动张元济老人再次复刊《东方》的那颗心弦。1950年，商务在一个内部总结报告中曾宣布，商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