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青铜器第10章中国北方系青铜器.pptx

中国北方系青铜器概念界定、时空范畴、研究简史、学术意义中国北方系青铜器的概念界定中国北方系青铜器是指中国北方地区出土的区域特征鲜明而自成一系的古代青铜器，主要由兵器、工具、马具、装饰品等构成，常见的容器仅有用作炊器的鍑。它们是多源而多分支的一个复杂的综合体，一方面在器类、器形、纹饰和艺术风格等方面有别于中原系青铜器，另一方面又与欧亚大草原及毗邻地区的青铜器关系密切。中国北方系青铜器的时空范畴涉及年代上自夏代，下迄战国晚期，这一年代区间包括了物质文化划分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空间范围以古代中原与北方农牧交错的长城地带为重心，大体上东起医巫闾山，经燕山、阴山，西抵贺兰山、乌鞘岭，包括了现今的辽宁西部、内蒙古东南部、河北北部、北京、天津、内蒙古中南部、山西北部、陕西北部、宁夏、甘肃和青海东北部。当然，该分布区域在不同时期会发生一定的变化。中国北方长城地带中国北方长城沿线青铜文化带的自然环境、经济类型、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基本趋同，这里自古以来就是中原农业居民与北方游牧民族互相接触的地带，不同区域间透过战争、迁徙、文化交流等因素，使得独具特色的北方系青铜兵器不仅存在区域性类型，甚至远播外地。中国北方系青铜器的研究简况中国北方系青铜器的发现史可以追溯到清朝道光年间，当时《金石索》曾著录一件北方斗兽纹牌饰，但收藏者却误以为是钱币。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学界开始收集黑海北岸南俄草原和西伯利亚发现的具有动物纹风格（Animal Style）的古代文物，以此来研究希罗多德笔下的斯基泰人（Scythians）历史。20世纪20～40年代的研究西方学者如安特生（J. G. Andersson）、萨尔莫尼（Alfred Salmony）、罗斯妥伏泽夫（M. Rostovtseff）等，著录了许多出自中国北方地区的青铜器。安特生最初将它们称为绥远青铜器（Suiyuan bronzes），不久则更名为鄂尔多斯青铜器（Ordos Bronzes），认为是欧亚草原青铜艺术的一部分。其他学者还有李济、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罗越（Max Loehr）、江上波夫、水野清一、梅原末治等安特生的论文据他介绍，1933年瑞典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博物馆拥有的中国北方青铜器藏品已超过2100件，其中包括铜刀、短剑、管銎斧、鹤嘴斧等。《远东古物》杂志日本学者著作水野清一、江上波夫：《绥远青铜器》，《内蒙古·长城地带》第二篇，东亚考古学会，1935年。“北方系”的首次提出1938年，梅原末治提出“北方系”一词，认为中国北方与蒙古一带出土的铜剑、铜鍑等都属于“北方系文物”。梅原末治《古代北方系文物の研究》，星野书店，1938年。20世纪20～40年代的研究特点当时多数外国学者主张中国北方地区的青铜器是西方起源的，也有少数学者认为年代较早的安阳殷商文化是向北向西渐次影响中国北方及欧亚草原的。实际上，这一阶段的研究对象主要为采集品，种类和数量不很丰富，其中多数遗存的年代难以确定，在分布地域上也存在很多空白，由此而提出上述相反的观点就未免简单化了。不过，当时提出“绥远青铜器”、“鄂尔多斯青铜器”的称谓，则表明它们的地域特征开始为学者们所认识。20世纪50～70年代的研究中国北方地区发现的青铜器不断增加，如山西保德林遮峪、石楼曹家垣、柳林高红，北京昌平白浮墓、河北青龙抄道沟、内蒙宁城南山根墓、辽宁兴城杨河等这一时期发表的主要研究成果还是由外国学者完成的，如杰特玛尔（K. Jettmar）、吉谢列夫（C. B. Киселев）、冈崎敬、罗越、威廉姆·沃森（William Watson）、林巳奈夫等。国内学者有乌恩、安志敏等。罗越提出的“北方风格”1956年，他放弃早先以“绥远”、“鄂尔多斯”或“西伯利亚”等以特定地区为风格术语的称谓，改用“北方风格（Northern Styles）”这一新概念，用以强调它既不同于中国的中原风格，也刻意拉开其与西伯利亚青铜器的距离。威廉姆·沃森提出的“北方地带”1968年，他首次提出“北方地带（Northern Zone）”概念，将内蒙古（尤其是鄂尔多斯）、陕北、晋北和冀北等视作一个自身特征分明的青铜生产区，它存在于中原地区的北部边缘，从中原借用或吸收一些技术、风格和观念，加以简化和改造，并与当地土生土长的一些艺术母题相融合，形成新的器物类型和风格，然后再向草原地带传播。后来他深入阐述“北方地带”连接中国中原和南西伯利亚的枢纽作用20世纪50～70年代的研究特点主要研究工作仍是以中国北方与米努辛斯克、外贝加尔及中亚地区的青铜器为线索，探讨中国中原商周文化与欧亚草原文化（如塞伊马文化、卡拉苏克文化、塔加尔文化等）之间的关系。单线式的文化来源（或影响）的观点依然存在。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提出的“北方风格”和“北方地带”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