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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舞剧锐意创新 趋势多元化发展 　追溯中国的舞蹈史，在可供查证的史书典籍中，尚未见有关舞剧艺术起源的记载。但是，具有戏剧因素的乐舞却可追溯至公元前11世纪左右的西周时期。 著名的《大武》就是综合了舞、乐、诗等艺术形式，表现武王灭商这一历史事件的情节性大型歌舞。此后出现的《九歌》(公元前300左右)，虽具有更强的舞剧 因素，但依然不是我们今天所共识的严格意义的舞剧。至于明、清以后，舞蹈融入戏曲的史实，前面已有说明，此处不赘。 　　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式，中国舞剧于本世纪30年代初见端倪。从某种意义上，也可说是“外来艺术”的引进。吴晓邦、戴爱莲、梁伦等新舞蹈艺术的先躯都为此做出过有意义的探索，但是舞剧需要较 高的经济投入，相对庞大而稳定的专业演出队伍以及具有现代化装置的剧场……等，显然动荡的社会环境，很难具备这样的条件。此外，舞剧艺术是舞蹈发展到相当 高度的产物，它所应具有的基本特性：戏剧性基因，广博的题材容量，完整的人物塑造以及综合多种形式的复合化呈现，世纪初叶的中国舞蹈，其自身发展也未见成 熟到足以产生综合性的舞剧艺术。 　　中国舞剧这门新兴艺术的真正发展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从49年至“文革”前——可看作其实验性的新兴期，初期的创作大都以继承发展戏曲舞蹈与借鉴前苏联芭蕾舞剧的经验相结合为基本方法。 　　首演于1950年的《和平鸽》拉开了中国舞剧新兴期的序幕。 　　《和平鸽》编剧：欧阳予倩，(1889——1962)编导：戴爱莲、高地安(1912——)等;作曲：章彦、刘式新等;首演者：中央戏剧学院附 属舞蹈团(1950——1952)，新中国第一个专业舞团)，女主角：戴爱莲饰和平鸽;男主角：丁宁饰工人;主要配角：赵恽歌饰战争贩子。 　　这部舞剧的创作题旨萌发于斯德哥尔摩和平宣言的发布——为表达中国人民保卫和平的信念而作。戴爱莲扮演的“和平鸽”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和平使者，她飞到哪里就给人民带去福音，但遭到战争贩子的残害，最后在工人的救助下飞到了北京，受到中国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 　　建国初期著名戏剧家、舞蹈家、音乐家、舞台美术设计家通里合作推出的这部大型舞剧，不仅在当时堪称文艺演出的盛事，而且对中国舞剧的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此后，中央实验歌剧院(1952年成立，1963年以此为基础，分别建成中国歌剧舞剧院、中央歌剧舞剧院)曾陆续创作演出了3部小型舞剧《盗仙 草》、《碧莲池畔》、《刘海戏金蟾》，它们大都根据民间传说和戏曲剧目改编，在表现形式上对源于戏曲的舞蹈动作进行了初步的提炼改造。这几部小型舞剧的实 践，孕育着大型舞剧的诞生。 　　1954年北京舞蹈学校成立(1978年后，改制为大学——即今日的北京舞蹈学院)，先后有多位苏联芭蕾舞蹈专家应邀来中国工作，其中维·伊· 查普林(W·Y·CHOPLIN)、彼·安·古谢夫(P·A·GUSEV)都是资深而成就卓著的芭蕾编导艺术家，他们在北京舞蹈学校编导训练班先后执教， 比较系统地传授了俄罗斯学派的戏剧性芭蕾舞剧编舞法，新中国第一代优秀的舞剧编导几乎都得益于此类培训班。 　　首演于1957的《宝莲灯》，是中国当代第一部具有典型意义的大型民族舞剧。 它是北京舞蹈学校第一届编导班的进修生在查普林与中国著名京剧艺术家李少春指导下的毕业实习作品。编导：李仲林(1933——)、黄伯寿(1931——) 作曲：张肖虎，首演者：中央实验歌剧院舞剧团，女主角：赵青饰三圣母;男主角：傅兆先饰刘彦昌;刘德康饰沉香;主要男配角;孙天录饰二郎神;陈华饰哮天 犬;方伯年饰霹雳大仙。 　　它取材于中国传统神话故事《劈山救母》：向往人间美好生活的仙女三圣母，与书生刘彦昌一见锺情，却受到其兄二郎神的粗暴阻拦。三圣母借用“宝莲 灯”的神力，击败二郎神，与刘彦昌结为夫妻生得一子——沉香。哮天犬受二郎神的指使将“宝莲灯”盗走并捉拿三圣母，将她压在华山下。沉香被霹雳大仙所救， 练就武艺后，劈开华山救出母亲，一家人终得团圆。 　　《宝莲灯》依循舞剧的规律将原来的故事结构成：“定情下凡”、“沉香百日”、“深山练武”、“父子相会”、“斗龙得斧”、“劈山救母”等6场， 紧扣三圣母反抗封建势力，向往纯真爱情和人间自由生活的主题，充分调动了舞蹈手段，塑造了6个不同的人物形象。其中：三圣母的长绸，刘彦昌的水袖，沉香的 剑，霹雳大仙的拂尘以及二郎神及哮天犬的身法技艺……均是在戏曲舞蹈基础上的发展创造，很富于表现力。而“沉香百日”一场所展现的扇子、手绢、“莲湘” (一种带响的花棍)、“大头舞”(假面)……则以丰富多彩的汉族民间舞很好地烘托了欢乐的气氛。 《宝莲灯》对于中国舞剧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开拓意义，在国内外舞坛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1959年它被拍摄成彩色艺术影片，受到广泛好评。这部作品获“20世纪经典提名”。 　　1959年首演的《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