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亭与乡里不同性质不同行政系统说.docVIP

汉代“亭”与“乡”“里”不同性质不同行政系统说 ——“十里一亭……十亭一乡”辨正 ? 王毓铨 ? 载《王毓铨史论集（上）》 ? ? ? 班固著《汉书·百官公卿表》叙述县以下的地方职官说：“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若不细加推究，这话就给人这么一种印象：汉代的地方行政组织是“乡”“亭”“里”；“乡”以下是“亭”，“亭”以下是“里”。所以一千多年来，凡是论到汉代官制或地方行政制度的，总以为汉代是“积里为亭，积亭为乡”。顾炎武发现了汉朝是“以县统乡，以乡统里”(《日知录》二二)，首先接触到了这个问题，但他未因此对“十里一亭，十亭一乡”的因袭说法予以应有的怀疑。俞正燮作《少吏论》(《癸巳类稿》一一)，论历代地方职官，也没有发现汉代“亭”和“乡”“里”的正确关系，或有无关系，反而据《续汉书·百官志》“一里百家”的文字，推论说汉制是“千家亭长”。近人也有接受这个说法的。 最初使我怀疑“十亭一乡”的，还是由于班固自己的话。叙述了乡里职官以后，班固便列举汉帝国境内县道国邑乡亭的总数，“乡六千六百二十二，亭二万九千六百三十五”。这两个数目字不像有错，所见各本都如此。如果没有错，那就有问题。据前引班固的话，汉代是“十亭一乡”的，“乡”既有六千六百二十二个，那么，“亭”就应该有六万多个。即使设置的情况是“大率”吧，那也不能相差如此之多。因此，我怀疑《汉书》里“十里一亭……十亭一乡”的记载，不可能理解成“积里为亭，积亭为乡”，必定另有个说法。 应劭也是后汉的学者，曾作过泰山太守，并且特别留心过汉朝的政治组织，著《汉官仪》，他必定知道汉朝的地方官制和行政机构的，但他却不曾说汉代是“十里一亭……十亭一乡”。他说：“国家制度，大率十里一乡”(刘昭《续汉书·百官志》补注引《风俗通》)；“乡”“里”中间没有“亭”。如果前汉和后汉的地方行政组织不同，班固和应劭两人的说法不同，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可是我们知道在这方面前汉和后汉是没有什么不同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把两汉的地方行政制度和有关问题，稍稍考察了一下。我的出发点是这样的： 一、汉代的“亭”和“乡”“里”是不是同性质同系统的地方行政组织? 二、“亭”是不是隶属于“乡”，而又统辖着“里”? 三、如果肯定应劭“十里一乡”的话，和班固的“十里一亭”的话有无矛盾?怎样解除这个矛盾? 如一般所周知，“亭”不是个施政主民的机关，和“乡”“里”不同。 第一，因为“亭”的设置目的是为“以禁盗贼”、“主求捕盗贼”(《续汉书·百官志》)，主要是为禁盗防盗，《汉旧仪》、《汉官仪》和《续汉志》无不如此说法。《汉官仪》说：“亭长课徼巡。尉、游徼、亭长皆习设备五兵。五兵弓弩、戟楯、刀剑、甲铠、鼓。吏赤帻行縢带剑佩刀持楯被甲，设矛戟习射。”又说“亭长持二尺板以劾贼，索绳以收执贼”。(《续汉书·百官志》刘昭补注引，《汉旧仪》文字大同小异。)《史记》《汉书》《后汉书》所载“亭”或“亭长”的故事，也无一不是所谓防盗备奸的，很切合《汉旧仪》和《汉官仪》的说法。《后汉书·仇览传》记览为蒲亭长，一老母诣亭讼其子不孝。这故事好像是说亭长主讼狱。其实这件事是偶然的。因为亭长主不法，所以那位老母才向他告她那不孝的儿子。类似的调解事情在旧社会里是常有的。严格说来，亭长的职责不主民间词讼。 相反地，乡官里正的设置是主一乡之人，或一里百家。他们的任务重在民事行政：如教化，诉讼，“知民善恶，为役先后；知民贫富，为赋多少”等等。这和亭长的单纯的半军事性质的维持治安的职务是不同的。 为维持治安镇压不法，“亭”不只设于乡野，而且设于城市街道上和城门上。“洛阳二十四街，街一亭；十二城门，门一亭”。(《续汉书·百官志》注引蔡质《汉仪》)不只重要大街和城门上设“亭”，有亭长，就是衙门门前也有亭长。所以丞相府有骑亭长七十人(《汉旧仪》)，“郡……正门有亭长”(《续汉书·百官志》)，“长安令雒阳令及王国郡县加前后兵车亭长”(同上《舆服志》)。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在汉石刻(如武梁祠画像刻石)和文献里才有“门亭长”，“汉故乐安太守麃君亭长”，汉代古墓里出现了很多亭长砖，汉代壁画和楼房明器大门前也有持戟守卫的亭长。 郊野设亭的制度，后汉以后开始废弃，到了西晋，仿佛已经不存在了。所以贺循(二六○——三一九)在上晋怀帝一奏章里说，“按汉制十里一亭，亦以防禁切密故也。当今纵不能尔，要宜筹量，使力足相周”(《晋书》本传)。“防禁切密”就是汉“亭”的主要任务。 第二点可以证明汉代的“亭”不是主民施政的机关，不和“乡”“里”同一系统的，是当时的户籍制度。现今所谓姓名籍贯，春秋时代叫“名居”，汉代叫作“名数”，登记人户的“名县爵里”。每户人家成员的姓名、性别、年龄、爵级和财产(如果有的话)，以及他们所属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