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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义手段理论研究述评 程培元在汉语修辞学的理论研究中，同义手段选择说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学术思潮。王希杰先生指出：“在 80 年代出现的各种修辞学新学说中，同义手段说最为成熟，最有基础，解释力最强，也最为大众所熟悉。” 对它的研究屈指算来已有 40 年的历史，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反思这一段研究的历史，对修辞学理论的发展以及对同义手段说本身的进一步研究都不无好处。本文就此宗旨谈一些看法。一、同义手段理论研究的三个阶段尽管有学者指出，语言的同义现象古已有之，而同义学说在本世纪 30 年代的修辞学著作中已经涉及，但事实上，这些充其量只能说明人们已经注意到这样的语言现象，而并没有成为一种理论。更多的人则认为，同义手段理论首先是由高名凯先生从苏联的修辞学理论中引进的。从那时算起，至今已经整整 40 年。我们认为，这 40 年的同义手段理论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㈠ 引进阶段（ 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初）1959 年 6 月 4 日，高名凯先生在天津作了《语言风格学的内容何任务》的学术报告，报告中指出：“语言要素中有许多同义的系列，不但词汇中有同义词，就是在语法和语音方面也可能有同义成分，这些平行的同义成分可能具有不同的风格色彩。”并指出：“这些同义系列正是各平行的言语风格的构成要素或手段，对这种要素或手段进行分析和研究正是风格学的主要任务。”对高先生的这一报告李运富先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有三个贡献：”一是首次引进了‘平行的同义成分’、‘平行的同义系列’等概念；二是把以前曾经有人涉及的同义现象分析从造句扩大到‘语言各方面的要素及其配合手段’；三是正式提出了同义现象是‘风格学的主要任务’（这里‘风格学’实质上指修辞学）。” 不过，高先生的这番话并没有引起修辞学界的重视，也许是高先生本人并不是修辞学家的原因，也许是当时人们还沉溺于普及修辞知识的繁忙之中，抑或大家还满足于陈望道先生《修辞学发凡》所构建的修辞学体系的原因，总之，直到 1963 年我们才看到张弓先生所著的《现代汉语修辞学》中出现了这一理论的运用以及对具体问题的分析。张先生指出：“修辞学本来就是研究语言的表达形式问题，就是研究怎样结合语境，面对群众，很好地选择运用民族语言的表现形式（主要是广义的同义形式）问题。”综观张先生的“同义”观我们可以归纳为三点：同义形式主要有词汇的同义和语法（包括词法和句法）的同义；有许多修辞手法不属于同义形式；修辞学应该研究同义形式的选择和运用的问题。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现代汉语修辞学》第三章“现代汉语语言各因素和现代汉语修辞手段”中专列了“现代汉语词汇同义词和修辞手段”和“现代汉语语法同义形式和修辞手段”两节的内容。遗憾的是，张先生的研究几乎就是孤立的，除此之外，我们就没有看到其他有关的研究成果， 所以，如果没有张弓先生的《现代汉语修辞学》，恐怕连真正意义上的引进都算不上，那我们的这一划分就完全站不住脚了。而在张弓先生之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导致了不仅是同义手段理论，而且是整个修辞学，乃至其他许多学科研究的停滞不前，甚至倒退，这里就不再专门叙述了。㈡ 发展阶段（ 80 年代）进入 80 年代以后，修辞学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空前繁荣的时期，同义手段理论又被研究者重新提了出来。 1980 年，林兴仁先生发表了《汉语修辞学研究对象初探》一文，提出“汉语修辞学研究的对象是汉语平行的同义结构和非平行的同义结构”的观点；而几乎同时，郑远汉先生也发表了《关于修辞学的对象和任务》，文中把修辞学的研究范围概括为同义形式。以上观点很快受到了反对者的批评，尤其是林先生的文章。由此拉开了同义手段理论大讨论的序幕。姚亚平先生认为：这场讨论实际上是前一场关于修辞学对象与范围大讨论的继续，“意在怎样认识修辞对象的内涵与实质”。 在这场大讨论中，主张同义手段为修辞学主要研究对象的还有吕叔湘、张志公、王希杰、李维琦、刘振举、张德明等先生。刘焕辉先生在第十九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宣读的论文《中国修辞学的新发展及其他》中指出：“八十年代以来中国修辞学的新发展，就是从改变旧的修辞观念开始的。……这可以王希杰和张志公的意见为代表。……两人都把修辞手段归结为同义形式的选择——这在认识上是一大进步。近年来中国修辞学界涌现出来的一些研究新成果，基本属于这种认识的产物。” 这一看法是对同义手段理论在当时所产生的影响的客观评价。王希杰先生的《汉语修辞学》是这个阶段中研究同义手段理论最为集中的修辞学专著，其中形成了不少独到的见解，初步建立了同义手段的理论框架。林兴仁先生的《句式的选择与运用》和李维琦等 4 位学者的《古汉语同义修辞》则可以看作是同义手段理论指导下的修辞学研究专著，实现了零的突破，仅从修辞学史的角度来看，就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对同义手段理论持有异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