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城居民行动者结构与制度模式.pdf

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城市居民：行动者、结构与制度模式 李路路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 引言 中国古人就说： “和为贵”， “和而不同”， “有容乃大”。人人各得其所，社会和 谐，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从文化渊源看， 崇尚和谐，企盼稳定，追求政通人和、安居乐业的平安社会、和谐社会，这是中华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国际经验也表明，在人均GDP处于1000美元到3000美元这一阶段，既是加快 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各类矛盾的凸显时期。 在这种制度变迁和社会转型的情境下，作为市场、社会和政治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城 市居民的地位就显得尤为突出和重要，他们的动机、行为、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变动，在某种 程度上或多或少地左右着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向。不管这种作用方式在现在看来是间接或直 接，还是分散或规模化，我们都应该站在一定的高度上给予必要的关注和分析，从而使得我 们的政府能够未雨绸缪，把握决策的主动权。 我们的研究和分析的重点应该放在城市居民作为一个行动者，在市场、社会、文化等多 重结构交叉的框架里如何决策、思考和权衡，在与现有制度（不管这种制度是经济的、社会 的，还是政治和文化的）互动的过程中，如何以理性的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吸引政府的关 注，最终把自己构建成一个合格的利益主体。 因此，在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的社会稳定要依靠全新的理念和做法来实现。这新的理念 与做法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真正实现有机的、良性的、持续的、健康的社会稳定最终 还是要靠坚持“以人为本”和利益共享，而不是其他。 下面，我将分四个方面简要地概括一下当代中国城市居民的生活现状，指出我们存在的 问题，并试图给出一些可行的对策思考。 一、和谐社会与城市拆迁：行动者的利益表达 目前全球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村城市化运动正在中国发生，而且会持续时间 长。城市 化的过程中，土地问题首当其冲。而在我们的社会中，几千年来，国家权力Power非常强， 而民权部分——Right非常弱。土地从居民手中拿走，交给开发者，是否去搞了城市化，是 否真正达到了效益最大化，是否真的是为了公共利益而牺牲少部分人的个人利益？进一步的 问题是，即使是为了所谓的公共利益，我们是否能用大多数人的意志来对少数人实行拆迁暴 政？如果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我想，土地征收和房屋拆迁的问题需要我们给出的远 不仅仅是这种零和博弈式的民主，我们急需的，是一个均衡的利益表达机制，而这个机制的 建立需要一个强大的、至少能与政府和开发商平等对话的社会实体，这样，一个由多方行动 者共同参与的对话机制才有可能形成。 样本中第一篇文章的作者特别强调指出：近来，在社会关系不和谐的问题上，导致社会 关系紧张、社会矛盾激化，比较突出地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城市发展向农村征地引发的社 会矛盾；二是工程项目移民引发的社会矛盾；三是城市建设拆迁引发的矛盾。 样本中第二篇关于北京酒仙桥危改项目的报道就代表了这样一种正在制度化的维权现 象。酒仙桥拆迁投票留给我们的思考是：在城市房屋拆迁越来越复杂化、越来越成为一个难 解之题时，如何兼顾效率与公平，更加认真细致而又人性化地做好拆迁工作，研究摸索出真 正切实可行的科学、合理、艺术的操作方法，平衡解决好各方的利益问题、心态问题？在积 极推进拆迁的民主化进程中，如何让民众在积极参与、充分表达其诉求、尽可能充分使用好 自己权力的同时，避免民众意愿的盲目性和非理性，将其控制在目前国家资源可以接受的合 理程度内，实现各方的有效沟通和利益平衡？ 酒仙桥拆迁项目的最大亮点以及引起举国上下广泛关注的重要原因，是其选择以“民主 票决”的方式决定拆迁项目的进程。这在我国的房屋拆迁史上尚属首次。不少给予其肯定评 价的观点认为，这是城市拆迁模式实现规范化、合理化的一种积极、善意的尝试。与过去政 府单向度的行政决定或强制命令、开发商通常简单粗暴甚至霸道的拆迁行为相比，它所具有 的创新和进步意义不容质疑！尽管这起事件现在还没有定论，但笔者以为，在这样的混乱局 面之下，一个由多发利益行动者参与的对话机制无疑是拨开迷雾的最好选择。在这里，城市 居民已经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从中我们约摸可以看到市民社会的曙光。 二、结构变迁：从和谐拆迁到制度设计 民主拆迁在近年来算是一个新词，但这里面蕴涵的意义绝非一个新说法那么简单，毋宁 说，城市居民在拆迁和城市规划中的理性思考给了政府一个重新反思制度设计的机会。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