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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德、瑞三国财富分配借鉴美国：减税降低贫富差距 针对收入分配不均的现象，美国历届政府一直在尝试解决缩小社会贫富差距以及不同州之间的发展差异。美国政府民主党和共和党轮流执政，所以在不同时期采用了不同的收入分配政策。但所有的政府对于税收和社会保障都十分的关注，相对应的税收政策特别详尽。 在里根时期与布什时期，公平的问题更加突出，其中税收政策成为调节收入分配重要手段。里根总统始终确信税收政策的变化会使税收增加，并努力将这一主张付诸实践，强烈反对高额个人所得税，特别是极高的边际税率。 同时里根政府中许多人认为社会保障在预算中所占的比例过大，社会保障过于完备，福利的增长越来越成为对中产阶级和中年人的补贴而不是用于老人和穷人的基本生活保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被称为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分水岭”，开始向美国现代社会的福利保障制度转型。 在布什时期，他做出了“没有新税收”的承诺，许多针对家庭和儿童的税收改善使得1990年的预算法案更具有进步意义。法案提高了高收入群体的税率并给予低收入群体很多税收优惠。收入税抵免在1986年税收改革法案中被扩大之后，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双方都开始重视家庭和个人问题。1988年总统竞选期间，布什许诺会通过制定“儿童减免”来推动其“家庭”式的税收改革。总之，在这一时期美国也是在利用税收政策调节收入分配，使其尽量做到公平。 小布什时期，为了调节收入分配不均的情况，分别使用了税收调节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同样依据新剑桥学派关于收入分配的观点，调节税收是改善收入分配不公的重要手段。小布什首先进行了减税政策，但是其效果并不像预想的那么明显，与1981年的减税不同的是，小布什政府建议对低收入阶层的减税幅度要大大高于高收入阶层。2003年，政府开始倾向于社会保障政策，对医疗体系进行改革，至今已卓有成效。 德国：调整工资规避通胀 为了改善贫富差距的状况，德国经济部长席勒提出“社会公平”的概念，致力于改变劳资关系，政府经济政策公平，同时完善社会收入调节体系。 关于收入分配中的工资制度，德国政府认为“工资”是刚性的，工资水平上升容易，下降困难。德国行业整体工资水平，是根据物价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由政府、工会和行业协会三方平等协商得到每年工资的涨幅，保持与经济增长水平的一致，控制通胀。德国的通货膨胀率一致维持在较低的水平。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德国的通货膨胀率仅为0.31%。 收入再分配中的税收调节、社会保障救济以及募捐制度也起到了很大作用。 税收调节主要是针对所得税、房地产税、遗产与赠与税等进行调节，其中个人所得税以家庭为单位，主要考虑整个家庭的人口和收入因素。主要目标是增加中产阶级人数，减少低收入者数量。 德国的社会救济保障制度，涵盖范围广泛而且拥有很高效率。保障救济制度主要包括：医疗、事故、养老、失业、护理、家庭保险、救济金以及供养战争受害者和健康受损下的社会补偿。 募捐调节，主要是通过减税等各项政策鼓励家庭和企业进行募捐，参与公益事业，减少政府财政支出的压力。 瑞典：高水平的社会保障 瑞典政府具有操控和限制各种市场力量的权利，同时能够实现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政府制定指示性国家计划，不对各个部门和各个企业制定具体的发展目标。收入初次分配由市场实现，再次分配强调社会保障和社会整体福利，同时注重促进就业。 初次收入分配中的工资决定制度。在瑞典，由雇主和雇员所在的行业协会组织、仲裁方以及政府管理部门三方力量协商决定行业工资水平，而且没有最低工资制度。在企业内部，雇员的具体工资由雇主与雇员协商，由工会进行调节。 再分配中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税收调节制度。瑞典政府为社会成员提供全面的高质量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措施名目繁多，覆盖范围很广泛，涉及居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高质量地缩小社会差距，缓解社会对立情绪，减少社会不公。 大力促进就业政策。瑞典政府不断加大就业政策的财税支持，对失业人员自主创业实行优惠减税的政策与就业补贴政策。 （摘自《人民论坛》）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