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亚当斯密问题”对超越道德冷漠启示.doc

论“亚当斯密问题”对超越道德冷漠启示[摘 要]亚当?斯密问题实质反应的是人性有“经济人”和“道德人”两个方面，以及相互矛盾的两种人性理论。基于斯密对人性的论述，“道德冷漠”便是人性中“经济人”——自利心的过度膨胀和“道德人”——同情心的缺位所致，因此超越“道德冷漠”亦可在经济、文化、社会、体制之外，找到一条人性论途径，即自我控制自利心和激发培养同情心。 [关键词]亚当斯密问题 道德冷漠 道德危机 道德滑坡 当我们听闻女童被碾而无人施救，老人跌倒亦无人敢扶，车祸现场目击者强索“线索费”……时，有良知的人都不禁谴责冷漠的熟视无睹实属不当，并反思我们曾经引以为豪的礼仪之邦此刻竟如此人情淡薄。2012年6月28日，新华日报发表题为《幸福社会需要更多“道德储蓄”》文章，引起了人民网、网易等多家媒体的转播、评论，再一次将“道德冷漠”问题推向了人们议论的中心。值得欣慰的是，许多负责任的学者从经济、社会、心理、文化、体制等诸多层面去探析“道德冷漠”的深层原因，并以此提出推动社会回归德性传统的路径。对于人具有怎样的道德属性，作为近代著名伦理学和经济学家的亚当?斯密也曾有过经典论述。那么，从亚当?斯密关于“经济人”与“道德人”这一看似相互矛盾的人性判断——“亚当斯密问题”上来理解、诠释“道德冷漠”问题，又是一番怎样的景象呢？ 一、“亚当斯密问题”的真实蕴涵 亚当?斯密（1723-1790）是英国著名的伦理学家、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生于苏格兰，曾就读于格拉斯哥大学和牛津大学，后任格拉斯哥大学伦理学教授，其最富盛名的著作就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简称《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所谓“亚当?斯密问题”（也称“斯密问题”）是指近代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基人、18世纪英国最著名的道德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两部代表作《道德情操论》（1759）与《国富论》（1776）之间主题观点的相互冲突问题[1]。其实，这个问题并不是由亚当?斯密本人提出，而是由19世纪的德国旧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最先提出。他们认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坚持人性是“经济人”的假设，也即人性本恶，认为人是受自私利己本性的驱动，个人的利己主义的利益追逐是人类一切经济行为的基本动机；而在《道德情操论》中亚当?斯密则坚持人性是“道德人”，也即人性本善的假设，认为人是受同情仁爱本性的驱动，同情心和由同感产生的利他主义情操是人类道德行为的基础和动机。如是乎，在亚当?斯密的这两本著作中，就产生了一种“道德人”的利他主义与“经济人”的利己主义相矛盾的二重人性假设，同时它也暗含着人类的经济活动与行为同道德活动与行为之间的紧张关系。 确实，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这样写道：“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2]14可见，我们进行交易都是出自自利的打算，这是基于人的本真的需要，无可厚非。他还认为只有人类才能互通有无，以物易物，动物是不会做这样的公平交易，而交易的目的正是各自需要或者利益的满足。这种观点，其实在《道德情操论》中早已存在。亚当?斯密说：“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而且，因为他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关心自己，所以他如果这样做的话是恰当和正确的”[3]101-102因此，人们会仅仅因为别人的幸福妨碍了我们自己追求幸福而去破坏或阻碍这种幸福的实现，也会仅仅因为别人拥有的有用东西对我们同样有用甚至更加有用而夺走这些东西。 在其伦理学著作《道德情操论》中，亚当?斯密认为，“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最大的恶棍，及其严重地违犯社会法律的人，也不会全然丧失同情心。”[3]5由此推知，在亚当?斯密看来，同情和自私一样，是人的普遍本性，而且它还是人产生道德行为的根本动机。但是，同情心和自私利己并不是真正对立的二重人性，而只是人性的两个方面，没有人的自私性，就无所谓人的道德性，而且二者共同服务于人类自身的两个伟大目标：保存自我和发展种族。同他那个时代的其他思想家们一样，亚当?斯密也坚信只有真实地把握了人永恒不变的本性，才能真正地、正确地解释国家、政治、社会、法律以及伦理道德问题。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便是围绕这样一个主题而展开论述的，并以此作为其社会历史观的基础。《国富论》立论的根据和出发点，正是《道德情操论》所阐明的人性论[4]。因此，关于亚当?斯密的著作中存在“经济人”与“道德人”相矛盾的两种人性假设的“斯密问题”其实是不成立的。 二、基于“斯密问题”的道德冷漠析因 现代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