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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PA行业的法律监管：历史选择与社会条件 --探讨CPA行业的法律监管的历史与环境的条件限制 摘要：到了现代社会，法律在注册会计师行业监管中扮演的角色发生了一种历史性的颠倒：代写会计论文由事后式、补救性的纠纷平息转换到一种以事前性、预期性和违法者表演性为主要特征的纪律式控制，并嵌入到注册会计师行业管制的细节之处，这意味着注册会计师靠良知和榜样为主要控制力的时代的结束。本文分析了在这种历史性颠倒的背后蕴含的社会和历史原因，并提出对这些原因的解读，可以帮助我们深刻地理解法律监控对注册会计师行业的运作方式和社会缘由，以及如何处理由此导致的差别执法问题。 关键词：CPA行业 法律监管 契约 在会计师行业发展的初期,法律①对会计师从业行为的控制作用是附属的,其主要功能是解决冲突和调节纠纷,法律事件只是偶尔发生的小插曲,良知和榜样的力量是主要的控制力,会计师主要依靠个人技能、诚信和职业品德来树立职业形象,开拓服务市场。然而,到近代以后,不断爆发的诉讼案件表明在注册会计师行业监管中,以法律惩戒为首的纪律式控制逐渐走向前台,违法者被推向表演的前舞台,成为个性化的负面榜样,暴露在舆论之中,法律通过此种方式将控制力深深嵌入到注册会计师行业管制的细微之处。 在社会主要通过法律惩戒的手段实现其控制力的同时,法律规范的功效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原来的纠纷平息变成一种不可或缺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通过法律规范特有的惩戒性和威慑性形成了公众对会计师公信力的合理预期,而市场依靠这种“前置”②预期来维系着经济秩序的运作。在我们无意识的时候,法国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讲的社会控制的权力运作方式悄悄发生了转变,注册会计师行业监控方式的轴心发生了颠倒。[1]各种纪律的出现,标志着个人化的政治轴心被颠倒的时代。在某些社会里……在君权得以施展的地方和权力的较高等级中,个人化的程度最高。……表明某人属于某种血缘集团的“姓氏”和家谱,展示非凡能力并被文学记载所传扬的丰功伟绩……都是导致“上升”的个人化的方式。相反,在一个规训制度里,个人化是一种“下降”。……权力的行使所借助的是……以“规范”为参照物的比较度量而不是以祖先为参照物的家谱,是“差距”而不是功绩。在一个规训制度中……病人比健康人更个人化,疯人和罪犯比正常人和守法者更个人化。……都起源于这种个人化程序的历史性颠倒。 在转换点的两端,法律惩戒由事后式、补救性的纠纷平息转换到一种以事前性、预期性和越轨者表演性为主要特征的纪律式控制,并嵌入到注册会计师行业管制之中;以道德控制为主的“克力斯玛”(Chrismatic)③型感召力量也最终被以负面性和差异性为标志的纪律控制方式所替代。当然,这不是坐标系偶然的反转,在这种历史性颠倒的背后,其实蕴含着深刻的社会和历史原因。 一、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的历史性变革 最早提出现代社会④是一个由“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转变的是英国的亨利·梅因(Henry Maine),他在《古代法》(Ancient Laeinschaf)t向社团(gesellschaf)t的转变;⑤1941年美国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概括为靠传统和密切联系的个人联系结合为一体的小型民俗社会向非个人的关系和价值标准多元化为标志的大型城市社会的转变;迪尔凯姆概括为由机械团结型社会(mechanical solidarity)向有机团结型社会(organic solidarity)的转变。 美国的帕克(Park)对现代城市生活的观察相当于本文研究的主题来讲,尤其具有典型意义。他在《城市:对于开展城市环境中人类行为研究的几点意见》中提出:在现代城市社会,有两件事情非常重要,一是工业竞争,一是劳动分工。竞争和分工的直接产物,就是“原有的社会组织与经济组织的崩溃和转化,即原来基于家族纽带、地方情感的社会组织,以及基于文化、种姓团体、社会阶层的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日益瓦解,代之而起的是基于职业利益和行业利益的新型组织”;“这些变化同时也带来了城市人口的习俗、情感和人口的变化。……即随着城市的发展,社会中人与人的联系中,间接关系,或称次极关系已经取代了原来的直接关系,面对面的首属关系。”与上述社会征候相联系,“传统社会的那种由家庭、邻里、伦理、舆论、风俗、传统、习惯等构成的非正式社会控制被大大削弱,取而代之的是有警察、法庭、监狱等机构负责执行的正式社会控制”。[2] 总之,在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中,“传统社会中那种以地缘的、身份的、个人的、亲密的、熟悉的、稳定的交往和联结为特征的初级关系被以业缘的、分工的、科层的、非个人的、匿名的、偶然的、临时的交往和联结为特征的次极关系所取代。”[3]现代生活使人群高度聚集但是高度的分化,实际上,每个人对他人来说都可能是“陌生人”。布莱克(Bl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