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艺术文化学”的阐述.docVIP

　　20世纪中国“艺术文化学”的阐述----纯艺术类论文 --深描20世纪中国“艺术文化学” 刘悦笛 艺术文化学，就是关于艺术文化的理论，它是由文化学对艺术学的介入而形成的。艺术文化学致力于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艺术的本质和论文规律，它是属于艺术学的分支学科，而不是文化学的分支。这是由于，艺术文化具有自身的特殊规律，艺术文化学的目的并不在于以艺术现象来印证一般的文化理论，而在于对“作为艺术的文化”与“作为文化的艺术”的特殊规律的把握。 艺术文化学的先驱，有论者认为包括法国的丹纳，他的名著《艺术哲学》（1865）视艺术为种族、环境、时代“三因素”的文化结晶。对英美国家而言，阿诺德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1869）所倡导的文化批评更为重要，中经英国“伯明翰学派”的兴起，“文化研究”在当代美学和文艺学领域已成为显学。艺术文化学，在20世纪50年代的前苏联亦得以成熟发展。美学家卡冈在《美学与系统方法》中，明确将“艺术文化”作为整体的社会文化的子系统进行研究，认定艺术文化具有不同于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内部结构”特殊性，在于它是“由艺术活动本身的特性所决定”的，鲍列夫也认为艺术文化具有特殊的“符号体系”。 无论怎样，艺术文化学对中国人而言都是外来物。而20世纪中国的艺术文化学研究，在前半世纪受到丹纳以及欧洲传统的艺术社会学的影响甚大，后半世纪前期则与前苏联的艺术社会学模式非常接近，直至世纪末期的欧美的文化研究又成为学者们竞相效仿的对象。这样，我们就以1949年为限，大致将中国艺术文化学的发展分为两大阶段： 一、前半世纪：非学科性的共生 在20世纪的前半叶，作为学科的艺术文化学在欧美和苏联都尚未成熟，中国的艺术文化学的初步建设也就具有了一种“非学科性”探索的特质。虽然艺术文化学的学科并没有得以系统的构建起来，但是关于艺术文化的思想却是非常丰富的，这为后来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学术财富。 在20世纪前50年的时间里，也可以大致区分出三个时段：1900年至1919年（初生期），1920年至1939年（兴盛期），1940年至1949年（落潮期）。 1．初生期（1900~1919） 中国古典文化关于“文”的观念可以追溯到《周易#8226;系辞》，所谓“物相杂，故曰文”，这种广义的“文”是与天地并生的，这种“泛文化”的观念具有奠基性质。然而，近代意义上的“文化”观念却是由欧洲文明建构起来的，20世纪中国艺术理论界对“文化”的观感和看法也基本沿袭了这种欧化的话语。 在艺术文化学的系统诞生之前，艺术文化的探讨基本上是围绕着艺术与其他文化形态之间的关系而展开的。艺术与文化的关系，也是艺术理论无法回避的问题，行至今日，文化问题似乎越来越显示出其对于艺术的重要性。但在20世纪初期，艺术理论转型问题却是与文化革新问题一道，成为当时的人们所关注的焦点问题，艺术文化学也得到了初步的探索。 在新旧文化交替的时代，一种普遍存在的共识是：外来西方文化是“新者”，而中国固有文化则为“旧者”。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全盘西化”和“东方文化派”又成为对峙的两派，将文化研究问题继续得以推进。在这种历史语境之下，人们很早便获得了一种比较文化的视野。最早的形态是始于严复、梁启超并广为接受的“动”“静”之辩——“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李大钊语），本土文化作为与他者（西方）正相反的文化，亦即以他者的“他者”的身份较早界定了自身。 与此同时，艺术的发展也在这场文化转型运动中成为急先锋，艺术与文化的关系得到关注。早在1899年梁启超首倡的“诗界革命”，就要求在新文化中来另造诗歌，“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需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 这看似中西加以拼合的观点，实质上就是要革古诗的命，从而来重构一种新的文化精神。相形之下，其后产生的“小说界革命”的宣言，却显得更加急进和单薄，但从中也可看到文学艺术对于文化革新的意义：“今之时代，文明交通之时代也，抑亦小说交通之时代乎！……今也反是：出一小说，必自尸国民进化之功；评一小说，必大倡谣俗改良之旨。” 梁启超是最早关注艺术与文化关联研究的先觉人士之一。他在著名的《小说与群治的关系》中，将这种关联提升到新的高度：“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政治；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在《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中国地理大势论》诸文里，梁启超运用了孟德斯鸠的“地理决定论”的方法，对中西艺术及其与文化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的核心主张可以概括为：“由是观之，大而经济、心性、心理之精，小而金石、刻画、游戏之末，几无一不与地理有密切关系。天然力影响于人事者，不亦伟耶，不亦伟耶！” 还论述到了“文学地理”常随“政治地理”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