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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官品味与文化身分
感官、品味與文化身分──晚明文人的生活經營與品賞文化
金庸《笑傲江湖》19回〈打賭〉中,主角令狐沖隨同魔教高手向問天至杭州孤山梅莊,令狐沖與好酒、好畫、好劍,人稱「三絕」之丹青生相會品酒,令狐沖入酒室,聞香知味,指出丹青生密封於木桶中的葡萄酒,乃出自西域吐魯番,經四蒸四釀而成。丹青生因此引為知交,取酒共品,令狐沖飲後疑道:「這四蒸四釀的吐魯番葡萄酒,多搬一次,便減色一次。從吐魯番來到杭州,不知有幾萬里路,可是前輩此酒,竟然絕無酸味,這個……」、「」「」(1597-1685),明亡後,避跡山居,刻苦自守,世家乞丐汶水曰:「不復敢隱。其取惠水,必淘井,靜夜候新泉至,旋汲之。山石磊磊藉甕底,舟非風則勿行。放水之生磊,即尋常惠水猶遜一頭地,況他水耶!」這是一場感官的展演,也是品味能力的交鋒,這種感官世界的品味較量與武俠世界中的高手過招,本有異曲同工之妙,兩者都在挑戰人類能力的極限,也因而成為具有傳奇性的技藝演出。金庸將之交融輝映,確是高招。然而,令狐沖與丹青生的品酒情節,尤其有關長運保味的疑答,大抵可謂乃脫胎自此,只是易茶為酒。
時之名士所謂貧而必焚香,必啜茗,必置玩好
張岱是個紈絝子弟,年少時縱情聲色犬馬,練就一身玩樂品賞本事。五十歲時,經歷亡國之痛,富貴人生戛然而止自為墓誌銘此終結人生之文,啟筆即言:「蜀人張岱,陶庵其號也。少為紈子弟,極愛繁華。好精舍、好美婢、好孌童、好鮮衣、好美食、好駿、好華燈、好煙火、好梨、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鳥;兼以茶淫構虐、書蠹詩魔。」此文意在總結過往人生,而滄海桑田後,回眸往事中,逝水繁華,已彷如隔世。然往事並不如煙,年少之感官經驗,終是生命最深切的刻痕。人生暮色中,昔日勝景尚歷歷在目,陳年感受猶點滴在心。縱然有生成灰,此生活結晶,仍熠熠於歷史夜空。於張岱個人而言,容或人世滄桑,生命終因感官玩物而豐富,而精采。於歷史文化而言,相隔三百餘年之吾輩,則因陶庵之筆追夢憶,而知其人,知其世,知此歷史一隅之繁華,知此豐盈飽滿之感官盛景。自來帝王將相以事功留名史冊,忠臣義士以丹心光照汗青。張岱則以其感官之旅,品味之談,成就立言之功,其感官體驗已然轉成歷史文化遺產──金庸之偷招陶庵,巧妙轉用,而猶得引人入勝,正可見證張岱之感官書寫已然千秋不朽。
歷史是現在和過去,史家和史料,不斷對話的過程。以往歷史研究以政治經濟為要,論者多聚焦於社會結構與政經體制。近二十年來,學者反省歷史圖像不能徒具骨架,不見血肉。在此反省下,生活內容、生命體驗與心態情感,漸成史家關懷所在。當社會經濟史轉趨社會文化史,史家關心重點由「經國濟民」轉為「聲色犬馬」時,張岱之感官經驗,乃成史家關愛對象。《陶庵夢憶》一書乃常為生活史、文化史研究者爭相徵引、議論。其個人之生活與人生,甚至被視為文人文化之表徵與體現。事實上,張岱之感官生活,也確實是種歷史文化的反映。
張岱之精於品賞乃因其浸淫繁華日久,多所愛好,戀物成癖,所以感官敏銳過人,物質品味高妙。然而,張岱固是特富品味能力,但這種品味的講究,卻也並非張岱一人所獨有。這,勿寧說是一種文化,一種明代後期文人所開展出來,且發展至於高峰的品賞文化。
張岱之戀物成癖,講究品味,除個性使然,天賦異秉外,更可謂乃因其處身品賞文化潮流,浸潤日久而習染上身所致。事實上,晚明如張岱這般,講究品味之文人雅士,實不乏其人,而附庸風雅者,更不勝其數。孫枝蔚(1620~1687)就曾語帶譏諷地說:「時之名士所謂貧而必焚香必啜茗,必置玩好,必交遊盡貴者也。」可見,明清之際,焚香品茗與品賞玩物(尤其鑑賞骨董),已成時尚潮流。在此風潮下,感官品味能力的鍛鍊,也成風雅文人的必備條件。袁宏道 (1568~1610) 曾記一笑譚:湖北麻城風流文人丘長孺自吳歸來後,邀集當地文友,舉行品泉大會,眾雅士分得少許號稱吳地運回之惠泉後,「齅玩經時,始細嚼嚥下,喉中汨汨有聲。」人人讚嘆:「美哉水也。」然而,半月後,丘家僕人相爭,爆出內幕:受命擔泉之僕,嫌水重路遙,長孺一走即將三十罈惠泉倒入江中,將近麻城時,才汲取山泉水充數。事發後,參與品泉之諸名士「聞之媿嘆」。中郎笑話好友丘長孺之後,也自我調侃:其弟袁小修曾自江南載回兩罈泉水,以紅紙分別標示惠山泉、中冷泉,經月抵家,紙上字跡卻已模糊。兄弟倆開罈試喝,卻瞠目相對,無從分辨何者是惠山,何者是中冷。然而,他又自言:任官吳地之後,「嘗水既多,已能辨之矣。」可見,感官之品味能力,正是晚明文人所特意強調者,文人多有此雅興,且已演成時代風尚,文人之間多以此相號召、相標榜。未具品味能力者,也不得不裝腔作態,或暗自鍛鍊。
仰仗味覺能力的品茶與嗅覺性的焚香一樣,都是明清文人雅士之標誌性癖好。而辨別泉水的好壞,可說是品茶的前提,這種品味的強調發展到更極端,則品泉也成了重要的嗜好。在袁中郎所舉的這個事例中,我們可以看到,品泉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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