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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职业结构与教育结构发展非同步性研究----教育范文论文 --第一章引言 一、问题的提出 一直以来，中国社会中都有着通过教育来改变社会地位的思想。无论是古人所言的“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还是当今的“知识改变命运”都体现着这类思想。这些通过接受教育来改变社会地位的思想中囊括了两层涵义:一是人们通过受教育能够实现自身知识总量的增加，或是技能的提升，获得更多的谋生途径以及更高的收入;而另一层涵义，则意味着教育能够给人以区别于普通社会成员的、进入更高社会地位结构的资格。显然，后一层涵义有着更强的社会学意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教育为普通民众打开了一扇“向上流动”的大门，成为个体改变自身社会地位最为直接而有效的途径。 对教育与向上的社会流动之间的关系，众多社会学家都曾经有过相关的论述。社会流动研究的先驱索罗金就曾形象地指出，学校是垂直社会流动的一种主要通道，具有“筛子”的功能，可以“对那些能够进入不同社会层次和地位的个体进行筛选”;兰德尔·科林斯明确指出“在现代美国，教育在取得职业成就的过程中己变得极为重要，因此，在分析产生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原因时，教育占据了中心地位”;邓和特雷曼也在研究中阐明“在现代社会中，教育是社会分层与流动的动力机制。在我们能获得数据而加以分析的所有工业化或正在工业化的国家中，对‘谁走在最前面’这一问题的最好回答就是‘那些获得了教育的人”。 在社会分化的条件下，正因为教育在社会结构的阶梯等级上有筛选、分配的功能，所以人们，特别是处于社会结构底层的家庭，才越来越希望让自己的子女获得更高的教育，以期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从另一种角度来看，这其中除了内涵着人们对提升自身社会地位的渴望之外，还体现着他们对社会流动秩序的预期，即是说，以受教育程度标定社会成员所能够进入的社会层级，是人们所认可的社会流动方式。 但是，近年来，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研究生就业遭遇寒流，统计数据和媒体报道也证实着中国每年有大量的大学毕业生己经无法按个人和社会的预期进入相应的社会结构中，以往的“骄子”、“精英”不得不成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现实与人们的预期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社会学研究关注到了社会之中主观“预期”与客观“现实”者之间的差距所造成的影响，认为在稳定发展的社会条件下，预期结构与现实结构是大致吻合和协调的，这样社会成员对自身发展有着“可预见的确定性”，从而会强化社会整体宏观上的稳定状态;而如果两者相互分离或者大幅度错位，则社会就容易产生变迁和动荡;因为社会成员对自身未来发展的一系列“不可预期”，会生成“一种普遍的不安全感”。特别是在社会的转型与变迁过程中，更容易发生预期结构与现实结构之间相错位的状况，从而就会造成某一群体的现实境遇与曾经相对稳定的预期之间出现差距，这种差距性被称作“结构性失位”。 张静教授以结构性失位的视角为解释框架，分析了高学历青年的就业问题，认为“市场所需要的身份类别与教育制造的身份类别预期有着极大的错位，导致越来越多的毕业生毕业后无法顺利进入预期的社会结构”，并且指出教育作为社会分流稳定器的功能正在减弱。 “结构性失位”问题的提出，引发研究者去思考造成高学历群体就业难背后的社会结构性因素。然而走到这里，问题似乎并没有明朗。教育结构生产了高学历青年的身份类别预期，那么市场所需要的身份类别又是由何种结构所决定的? 在现代社会之中，职业是衡量社会成员收入、声望和权力的综合载体，职业地位是社会分层结构的“指示器”，反映了人们在社会中的基本位置。教育的分层和筛选功能最终也是通过职业准入来实现的。因此可以说，职业结构决定了社会地位的现实需求。 循着这样的思路，我们进一步地追问，自上世纪末开始，我国高等教育实施了扩大招生的政策，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高校的办学规模以及招生数量都得到了大幅度提高，教育结构上层一一高等教育的所占比例不断升高，适龄青年大学入学率快速增长，这样，我国高等教育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跨越。教育结构己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那么在这种快速变化中，新的社会预期结构能否形成?另一方面，我国教育结构的发展水平一直以西方发达国家为参照，那么在这一过程中，是否忽略了作为教育结构最终承载体的职业结构所发生的变化?换言之，在我国高等教育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作为生产现实需求的职业结构与教育结构相比是否仍是相对稳定的? 从这一角度而言，对引发高学历青年群体结构性失位的预期结构与现实结构是否匹配问题的探讨，就进一步转化为了职业结构与教育结构发展同步性的问题。本研究试图沿着这样的思路，探寻当前结构性失位的原因，以推进这一研究主题。 二、核心概念 本文中所使用的核心概念共有三个，分别是职业结构、教育结构以及结构性失位，为使行文更加清楚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