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三）腐败问题及其治理.pptVIP

（三）腐败滋生的重要条件——制度缺陷 腐败交易的供给方，即公共权力的主体——公职人员这一方在腐败动机产生之后，腐败行为就进入了临界状态，“腐败病”也即处于“发病”的边缘。这时候，腐败行为能否顺利完成，“腐败病”是否会最终发作，主要取决于腐败机会的多寡与腐败成本的高低。换句话说，腐败动机转变为腐败行为关键在于缺乏相应的制度来监督权力主体，缺乏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 “是什么阻碍了大家举报的热情？打击报复举报人的事件时有发生， 让百姓不敢举报；渠道不畅通，让百姓无法举报或举报后石沉大海。中国不缺举报人，但缺乏举报的环境。中国民众举报贪官总结了6个字：“艰辛、艰难、艰险” ——余晖：《为何四分之三的网友选择遇到腐败也不举报？》，见 《人民时评》 反腐败，实际上是一个系统。反腐败应实现： 让你不愿意腐败 让你不能腐败 让你不敢腐败 让你不必腐败 1、严格的反腐败法律 西方发达国家经过不断修改和完善，建立起一套比较健全的廉政法律体系。美国是制定防范和惩处公职人员犯罪法律较早的国家之一。1883年，美国就颁布了《文官制度法》，对政府公务员的行为做出了详细的规范。1925年美国国会通过的《联邦贪污对策法》，把选举中的间接贪污行为作为重点惩处的内容，规定总统和国会议员得到100美元以上的捐款必须登记。1985年推出的《政府工作人员道德准则》规定，不得以任何形式用公职做交易；公职人员不得在外兼任与其职责利益相冲突的工作或从事与其职责相冲突的事务；政府官员在离职后一年内不得回原工作部门从事游说活动，违反者将受到刑事处分。 德国的法律条文十分全面，对议员应该享受的物质待遇规定得非常具体，从普通议员、议长每月的收入到出差和休假允许乘坐的交通工具、平时使用的办公设备，甚至连议员每次缺席会议应该扣除的补贴都有明确的规定。司法机构对利用职务之便牟取私利、受贿的公职人员的惩治规定得非常细，对违法的司法人员的处罚则更加严厉。 　　　　　　　　　　　 　　　　　　　　　　　　“奥迪总统” 西方国家反腐败专设机构主要有监察和审计两类。 北欧的监察机构最具特色，监察专员由议会选举产生，有一定的任期。监察机构的资金由议会根据监察专员做出的资金需求估算决定拨款的多少。因此，监察专员可以在不受外界干扰的情况下依照法律自由地行动。瑞典首创了专门的监察官制度，1809年就设立了议会监察专员。芬兰、丹麦、挪威随后也分别设立了议会监察专员或行政监察官。澳大利亚联邦监察专员公署除受理公众的投诉外,还根据需要对有关问题主动展开调查。 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也都在反腐败方面制度健全、措施得力。如新加坡的反贪污调查局权力很大，它既是行政机构，又是执法机构，处罚严厉。一位部长因为接受了商人赠送的7张飞机票，被判刑4年。一位警察接受了15元新币的好处费，被判刑3个月。香港的廉政公署具有逮捕、搜查的种种权力，同时，行政、立法、司法对于廉署又形成了制约。 　　　　　 “旅游例子” 法国有一个由高级法官及内政部、地方行政法庭、司法警察和税务部门的专家组成的跨部门“预防贪污腐败中心”，它负责收集国家政府管理和经济部门中有关贪污腐败的信息，分析腐败案件的类型，总结现有的反腐经验，研究利用新科技手段犯罪的各种可能性。中心工作人员有固定的任期。中心每年要向政府总理和司法部长提交一份活动报告，对所提到的涉及国家机关和企业单位的贪污腐败问题提出制裁措施和预防性建议。 美国联邦政府道德署受总统领导，向总统和议会报告工作。为强化联邦行政机关内部防贪肃贪，在政府行政机关内设有监察长办事处。 司法系统中有地方检察官、联邦检察官、独立检察官三类。地方检察官大多通过选举产生。联邦检察官则隶属于美国司法部，属于职业官僚。独立检察官由司法部长提名产生，负责某一大案要案。他们通常都不是现任政府官员。 瑞典是最早开放政府记录供民众查询的国家，也是信息技术社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早在1776年瑞典就开放了政府记录。在加拿大，如果政府不愿提供可以公开的信息，根据《知情权法》，公民只要填一张表，政府有关部门必须在30天内做出答复。否则就可以上诉法院，请法院强制政府提供有关信息。在芬兰，公共部门的所有档案材料对新闻界和公众开放。 美国宪法规定，国会必须将每次会议情况向公众定期发布。总统必须到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报告自己的工作情况。政府官员如果犯法，司法过程要公开。 《信息披露法》规定：“美国的公民有权看到除法律特别禁止的所有联邦或州政府的文件，而且实现这种权利无需任何必要的理由和请求。” 《阳光政府法》规定，联邦政府的50个机构和委员会的会议必须公开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