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大学生家庭诚信教育低效之原因.doc

当前大学生家庭诚信教育低效之原因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指出，要“以增强诚信意识为重点，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构建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也强调：以诚实守信为重点，引导大学生自觉遵守“明礼诚信”等基本道德规范。可见加强大学生诚信教育的意义重大。然而，作为道德教育的一个重要途径，家庭教育往往没有受到重视或者教育效益不高。其原因何在?本文从教育者的视角对此进行探讨分析。 一、转型期家庭诚信教育主体本身的内在缺陷 在社会转型期，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教育主体往往由于缺少对诚信本身的深层次认识，自觉或不自觉地丧失诚信，也缺少对孩子诚信的关注。有些家庭成员在对待诚信教育上态度彼此矛盾，造成教育效益的低下。 1.教育者对诚信认知存在偏差 在中国文化中，“诚信”是一个兼有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实践论等性质的范畴。作为本体论范畴“诚”指事物真和实的状态；作为认识论的范畴的“诚”，指认识和把握“诚”的方法、态度；作为价值论的“诚信”是判断人道德修养有无高低的标准。在训诂学里“诚”与“信”是互训的。《说文解字》称：“诚，信也，从言成声。”“信，诚也，从人从言。”可见，“诚”内含着人要尊重且所思所得要合乎外在事物原本的样子；“信”则侧重说话做事要采取“守”和“用”的态度，把“说”与“做”(“用”)统一起来，即“言行一致，言必行，行必果，张扬的显然是一种实践论主张。”于是就有了“真诚”、“诚实”以及“守信”、“信用”诸词。“诚信”连用就成为为人做事所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之一。生活领域的“诚信”作为天下人团结一致的保证，被提到了制约人道、通于天道的地位，成为治国之道。 由上可见，传统“诚信”观将人与整个外部世界视为可以用“一”加以概括的统一体，人只要诚实守信就可以认识和把握社会与人生，继而在实践中可以通达“修身”乃至“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标系统。这种传统观念把诚信上升到“心诚则灵”、“无信不立”的高度。而在当今教育中，诚信教育把“诚信”仅限于道德世界，就窄化了其内涵。教育主体最多将“诚信”作为伦理层面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从而造成诚信教育的种种困境。 首先，这种简化难免导致对诚信”两难”命题判断的模糊。例如，孔子曾谈过以“义”为标准判断诚信。“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认为君子对于“信”的实践也要看是否合于义。于是提出了“君子贞而不谅”(《论语)、“要盟不信”(《史记)等观点。再比如，对于生活中革命志士在斗争中所采取的“正义的谎言”、出于表达人间真情而说出的“善意的谎言”以及特殊关头根据形势需要说出的“聪明的谎言”等现象的“诚信”判别中往往需要参考具体的情境和动机。因此，日常家庭诚信教育中遇到各种“两难”的命题时，必须要将道德与智慧、动机与结果等因素结合起来，具体分析。 其次，偏狭的诚信理解往往导致功利主义的诚信教育。通常教育的套路是“不诚实，就会产生不良后果，所以要诚信。”然而，现实中诚信者经常受到利益损害，而诚信缺失者却在一定的条件下赢得利益。因此，将诚信教育的基点确立在世俗利益的获得与巩固上是不具有严格的学理性和说服力的。 2.教育主体诚信行为的缺失 首先，许多家长由于自身教育、家庭文化、社会影响等原因，往往做不到诚信。这些不诚信主要有三类：一是家长对外不诚信，但家长往往不让孩子发现，即使被孩子知道，也会用各种借口开脱；二是家长对孩子不诚信，《老子“轻诺必寡信”，而“轻诺”往往是家庭教育主体对孩子不诚信的集中表现，《韩非子“曾子杀彘”的典故就是一例；三是面对外力家长常常与孩子一起不诚信，甚至往往先失信，进而施压、袒护或放任让孩子不诚信。而有调查显示：大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困难和问题时，大多数先会向父母求助，同时把父母作为自己道德榜样的比例也高于老师、同学、兄弟姐妹和先进人物。因此，这几种不诚信的言行举止经过潜移默化的家庭教育，就会对成长中的大学生产生不良影响。 其次，教育主体之间缺乏合力。由于教育水平、教育观点、态度和方法等的差异，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和谐度不同，加之极端利己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等蔓延至家庭，还有大众传媒的影响，父母或代际之间往往会就孩子的诚信教育问题产生不一致观点，使大学生陷于价值选择的困境。随着家庭规模的小型化和多样化(如老人一孩子隔代型家庭、妇女―孩子半边型家庭和单亲家庭)以及家庭文化的变化，“孩子开心与否”成为多数家长的教育标准。另有资料表明，诚信教育的方式以及诚信与否的判断最终由家庭中身份较高者的态度而定。而在中国由于受“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影响，往往使得家庭教育中父亲角色薄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