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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弁言 通过法律实现正义，既是法律人固守的信条，也是人们寄予法治的期望。然 而，法治的实施，或者法治名义之下的制度实践，不一定都指向这一目标。因为 具体的法治是有成本的，甚至是有偏向性的。对许多需要法律帮助的人来说，法 律可能是陌生的，昂贵的，高高在上的，遥不可及的，或者是冷漠甚至不友好的。 在那些人们因为各种各样的目的急于建立法治的发展中国家，这种情形尤为突 出。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法律与发展运动中强调自下而上途径的呼声日渐高涨， 所针对的也是这种情形。新的概念和理论虽然重点不尽相同，但都主张法律发展 应当使穷人获益，后者的需求和偏好应当成为法律改革的正当性基础。本辑以“法 治与获致正义”为主题，正是想透过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与反思，对中国的 法治现况作一个自下而上的观察。 本辑主题研讨收有文章四篇。第一篇文章“致穷人的司法”，为读者了解相 关理论和研究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批评性介绍。这篇文章对过去十数年间国际范围 内法律与发展运动中自下而上导向的各种概念和理论作了全面的检视，对这些概 念和理论产生的背景、它们相互间关系和各自的短长，以及它们同所欲取代的法 治模式的关系，有简明而中肯的论述和批评。 接下来的三篇文章都是基于社会调查写成，它们的着眼点或在社会边缘群 体，或在国家针对社会弱势群体所提供的法律援助制度，或在政府基层机构。这 几篇文章的描述和分析，具体而微地向我们揭示出法治在中国基层社会运行的情 形：普通人—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如何看待和运用法律，他们如何解决日常纠 纷，国家的法律援助制度在基层实际上如何运作，基层执法者如何理解和运用法 1 律，等等。可以顺便说明的是，本辑选登的这几篇文章，其中两篇出自由本所“小 额资助项目”支持的学术调研。我们乐见更多青年学子通过这一项目在训练和提 高其学术观察能力的同时，增进对于中国社会的了解。 耶鲁大学人类学系的萧凤霞教授长年在中国华南从事田野研究，她新近的论 文为我们描写了一幅当代华南城市空间色彩斑斓的变动图景。这篇论文以广州南 部几个城中村的民族志研究为基础展开论述，对主要是改革开放以来这些村落所 经历的剧烈社会变迁，以及村民在此一过程中不断调适和寻求生活意义的尝试进 行了细致的观察与分析。文章标题“颠沛不流离”富有寓意，浓缩了这一社会变 迁的独特意象。从本辑主题的角度观察这一意象，我们对于中国社会中法治的构 想和想象又当有怎样的省思？ 三十年来，中国的立法一路高歌猛进，标示出“法治”工程上最显赫的成绩。 不过，要检验这一成绩，不能只看数量，更要观其质量，而衡量法律的质量，成 本效益分析的方法不可或缺。席涛的文章介绍了美国、欧盟以及经合组织国家就 政府监管问题开展评估分析的理论、方法和规范，并对这类经验在中国的应用提 出若干建议。尽管本文的主题是政府监管，但其对改善立法的一般意义也是显而 易见的。更重要的是，从多个方面、运用多种方法对政府的政策、措施和法律进 行事前与事后的评估和分析，也是改进“法治”、增加法律改革正当性的重要途 径。 本辑收录的最后一篇论文专论英国公司治理中的执行机制，作者是牛津大学 的John Armour 教授。对公司治理问题有兴趣的读者自然不会错过这篇佳作，而 喜欢谈论“法治”的朋友也应从中获得教益。在我们耳熟能详的学院法律精英的 主流话语里，法治不只是人治的对立面，而且也排斥行政的和各种非正式的控制 2 手段和解决纠纷办法。根据他们的描述甚至无须明言的设定，“外国的”法治就 是这样界限分明、上下一致。在中国建立法治，亦应如此。然而，John Armour 的文章却让我们看到“外国”制度的歧义性与多样性。尽管像美国一样，英国上 市公司的股份分散于众多股东中间，但是其公司治理中的执行机制却主要不是表 现为股东诉讼这种正式的私人执行，而是相关机构的非正式干预，而这一特点源 于英国公司发展的历史。 何为法治？法治应当如何？能够如何？这些是我们必须在复杂的社会情境 中不断提出和回答的问题。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