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不了的「滥情主义」文化──从阮义忠的摄影谈起.PDF

告別不了的「濫情主義」文化──從阮義忠的攝影談起 郭力昕 曾經以「謙虛」一詞來形容自己作品的阮義忠（見布萊恩‧坎貝爾序《正方形的 鄉愁》，攝影家出版社，1999），推出了他稱之為「告別二十世紀」的「創作大計 劃」，包括了《手的祕密》等四個「巨型攝影展及攝影集」。 在〈告別二十世紀的四個展覽〉一文裡（《藝術家》，1999 ，10 月號），阮義忠自 述其「創作大計劃」的動機，在於值二十世紀末迎接千禧年的此刻，「我知道： 是我該辦展覽的時候了」。「我有太多太多沒發表過的照片了，到底要先推出哪一 個比較恰當？」而「因為這是一個特別的時刻，我必須用特別的方式呈現」，因 此阮義忠此次「創作大計劃」裡的「大」與展覽的「巨型」，意義在於四個展題 一次推出，並且「總數達二百多張的四○乘六○吋巨幅照片，是台灣攝影展史上 未曾出現的規模，在世界其他國家也是罕見的大膽之舉」，總之即是關乎尺寸與 數量（似乎正是阮文所批評的台灣社會裡「越來越多人相信『數量』比『質量』 重要；越來越少人能享受平凡……」云云？）至於「創作大計劃」裡的 「創作」， 是「我要把自己的舊作一次出清存貨」。（「存貨」?! ）而僅是在作者的這些語言 裡，我們已經可以看到，這項看來嚴肅隆重的攝影事件，主要的精神或意義，大 約就是落在「計畫」這兩個字了。一如過往，這是阮義忠在與攝影相關的事務裡， 做得最好的部分。 做為知名攝影工作者的阮義忠，最凸顯的特色，我認為是其傑出的經紀／經理能 力、旺盛的企圖心，與勤奮的工作能量。他長期不懈地將國外的影像、資訊或器 材經紀到台灣，也努力地將自己的作品和創辦的雜誌經紀到國內的媒體、藝文出 版界及國外的美術館、書店。他在攝影工作各種面向上的努力經營，對國內攝影 界有著無法忽視的貢獻（儘管有些部分的工作，其意義還需要爭辯）。做為自己 攝影作品與出版品的準確有效的經紀人，亦無任何不妥。 然而，只有當作者在不斷的經營與經紀的過程中，透過自己與他人的書寫，失控 地膨脹、混淆或編造其攝影作品的意義，才使得討論作品的同時，也不得不分析 那些被創造或經營出來的意義，與其作品有何關係。當然，假設在本文的一些初 步分析之後，我們暫可同意阮義忠（及其友人）附麗於其作品的那些意義裡，有 許多是需要質疑甚至批判的話，此意義失控的責任，原則上也不那麼是阮義忠 的，而比較是國內攝影評論工作者的失職、鄉愿或能力不足所形成的結果。毫無 疑問地，這項攝影評論界長期的失職、鄉愿與批評能力的貧乏，不但包括而且尤 其就是我自己。 當阮義忠在一九八七年推出他備受好評的代表作《人與土地》時，我即已對此作 產生許多問題，希望提出來討論，但這份該寫而未寫的功課，竟然一拖就是十二 年。在這期間，以我有限（因此極可能疏漏）的印象，似乎也只有在張照堂的〈光 影與腳步〉（收錄於省美館《攝影藝術研討會手冊》，1992）與雅邁‧苔木及瓦歷 斯‧尤幹對談原住民攝影的〈我的形象，誰的凝視〉（《誠品閱讀》，1993 ，10 月號）等兩篇文字裡，分別出現過一兩段針對阮義忠攝影的批評。前者將阮的《北 埔》、《八尺門》二專輯與關曉榮的「八尺門」系列報導對照，指出阮作品中映現 的疏離感與虛妄的獵影方式；後者則以阮的《四季》為例，指責阮浪漫化了一個 充滿社會問題的原住民村落「四季」，並將這些影像掠奪販賣到都市（此村落恰 好也是漂亮女孩被販賣到都市色情市場的早期雛妓的起源地）。 特別當我讀到兩位原住民影像／文化工作者的對談文字時，對自己在評論工作上 的失職與無行動力，感到汗顏。因此這篇嚴重遲到的文字，試圖將近日阮義忠的 幾組展出作品與八○年代的兩組作品《人與土地》及《台北謠言》對照著討論。 稍微補作功課之外，也是由於新近推出的展覽，絕大部分仍是來自同樣的年代、 題材、觀點，而需要「一次出清存貨」的舊作。 阮義忠歷年來的攝影與作品集，依我的閱讀，或可粗略地歸納出幾項特色：其一， 黑白相片洗放品質的穩定性與固定化；其二，構圖與快門裡熟練並耽溺的視覺趣 味；其三，小孩、老人、婦女、原住民與農鄉場景成為其最主要的拍攝對象；其 四，從零散影像中拼湊／製造主題與意義的「後設」編輯方式；其五，對於農鄉 vs.都市之善惡道德二分法的簡單論述方式。阮義忠作品可以引發的討論面向， 當然不止這些；而礙於篇幅，即便以上數項，我也只能粗要地談。 從展覽作品與攝影集的印刷品質來看，阮義忠的黑白手工技術有其恆定的表現。 當然，照片裡的階調層次分明有致、暗部濃度飽滿，就如同其絕大多數作品中準 確工整的構圖一般，在恆定、「安全」中也同時顯得比較缺乏個性與風格，而覺 得千篇一律。不過，如果攝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