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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工匠”培养的个案分析与当代反思 　　摘 要 “国立第一职业学校”是徐良裘培养“国家之工匠”的“试验田”。该校以职业精神培养作为“国之工匠”思想训导的核心；采取“趋实践型”的课程设置模式和“艺徒化”教学方式并构建了“趋工厂化”的“完全教育”模式。“国立第一职业学校”办学实践表明，经费短缺是“工匠培养”失败的主要原因，合理的课程设置是“工匠”培养成功的关键，“艺徒制”的教学方式与工厂文化的熏陶是传承“工匠精神”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 民国工匠；“工匠精神”；“国立第一职业学校”；“艺徒制” 　　中图分类号 G71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7）04-0064-05 　　我国传统的艺徒制中蕴含着悠久的工匠精神传承，并创造了众多不朽的传世经典；而民国是我国近代职业教育发轫和发展的重要阶段，其中不但继承了传统艺徒制的精华，还将“工匠精神”的培育渗透在现代学校教育实践之中。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华东沦陷区的职业教育受到严重破坏，但徐良裘主持的“国立第一职业学校”在工匠培养实践中有很多值得反思与借鉴的地方。 　　一、“国立第一职业学校”建立的背景 　　1937年，南京沦陷，国民政府被迫西迁，日伪在南京建立了“伪国民政府”。此时，沦陷区疮痍满目，百业凋敝，人民生活水深火热。为稳定秩序和收买人心，伪政府需要尽快恢复生产，但是，多数专业人才或已随国民政府撤退，或奔赴延安，或隐匿不出，造成人才奇缺。因此，伪政府不得不试图通过恢复或创办职业学校来培养生产技术人才。 　　然而，沦陷区既有的职业教育政策体系与众多教育机构早已在战火中被摧毁。如江苏省原有公私立职业学校60所，在全国31所国立职业学校中，江苏占有11所[1]，居全国第一位，沦陷后，除南京私立金陵高级护士职业学校、无锡普仁医院附属高级护士学校以及私立真儒高级护士学校等三所职业学校继续（短暂）办学以外，其他学校均被迫搬迁到非沦陷区或停办[2]。在一些有识之士的倡议下，加上当时恢复生产的需要，汪伪政府不得不恢复了几个战争中受损较小的职业学校，并在国民政府《职业学校法》的基础上出台了新的《职业学校法》，以恢复职业教育的基本秩序。除了师范教育宗旨存在差异之外，两部法律的主体内容几近雷同，体现了伪政府在法统上刻意追求延续性，淡化殖民色彩的政治图谋。同时，汪伪政府在南京新建了几所“国立”职业学校以及一些小规模的民间职业教育机构，其中位于南京市珠江路的“国立第一职业学校”是当时最有名的三所“国立”职业学校之一。 　　“国立第一职业学校”由原江苏昆山民众教育馆馆长徐良裘担任首任校长。徐良裘在抗战前就深受杜威、黄炎培、陶行知等人的思想影响，曾在杜威访华期间追随杜威，他有感于职业教育对振兴国力和发展民生的重要性，认同并积极参与平民教育，致力改良民众文化、改善民众生计以及塑造公民观念。徐良裘在主持江苏昆山民众教育馆期间，通过“组建工艺传习所、工艺训练班、职业训练班、职工补习班等形式实施生计教育，并免费为民众提供场地、设备、材料等”[3]。由此积累了丰富的职业教育经验，这为他后来在“国立第一职业学校”的办学奠定了基础。他认为，职业教育是一种生产教育，重心在于培养国民之生产技能与知识，“际此产业落后的我国，提倡职业教育已经成为普遍的呼声，不仅在物质建设方面能有所贡献，而且在精神建设方面也有很大的帮助。”[4]他非常认同黄炎培关于“职业教育就是生产教育”的论断，特别是“所谓战后教育者，生产教育而已……唯‘地’与‘人’与‘物’、生产能力之增进问题而已。夫欲解决‘地’与‘人’与‘物’、生产能力之增进问题，舍职业教育尚有他道邪？”[5]的观点。南京沦陷后，民族工业受到严重打击，随之而来的是大量工人失业，徐良裘四处呼吁：“事变之后，民生凋敝，非提倡职业教育，无以充实国力，挽救危亡。”[6]因此，在“国立第一职业学校”创始之初，徐良裘就清晰地认识到，要想提高民生水平，发展民族工业，职业教育就必须培养与民生息息相关的产业人才。化学制品是当时进口最多的民生用品，几乎被外国公司垄断，据统计[7]；而木器虽然是人民生活的必需品，但国产木器鲜有创新，如1930年代，甘肃省清水县内每年就有100多人从事木器生产，但沿袭传统技术，主要生产木鞍、木架、燕笼、课桌凳等，效率极低[8]。在这种民族生产极为落后并受制于他国的背景下，徐良裘决定将高级简易应用化学科和初级木工科两个专业作为“国立第一职业学校”培养职业人才的突破口。 　　二、“民国工匠”培养的基本要求与举措 　　基于昆山民众教育馆的实践经验以及当时沦陷区的社会状况，徐良裘开始对职业教育的本质与目的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他认为，职业教育不能仅仅“是一种预定的职业训练……而要以繁荣一民族一国家之生活能力为职志”[9]。可见，在徐良裘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