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传播”研究的范式转换 -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doc

“风险传播”研究的范式转换郭小平 (2007-04-09 22:13:28.0) [摘 要] 世界进入贝克所言的“风险社会”，风险成为人们思考现代秩序及其意义不可忽略的一环。“世界风险社会”构成了媒体的传播语境，传播有利于提高了风险情境的“社会能见度”。媒体呈现风险议题并提供沟通平台，构成受众的风险感知以及社会的“风险沟通”的关键要素，同时建构了社会对不同风险争议的容纳力。但风险传播的价值悖谬与传播失衡，又迫使学界去思考风险传播范式的变革。从“科技范式”到“民主范式”的转换，在风险传播层面体现为将“公共新闻学”作为风险传播的重构策略，在政治传播的层面又体现了有效风险传播的民主实质。 [关键词] 风险传播 公共新闻学 科技范式 民主范式 源于现代化过程、始于人为决策、高度不确定性的“风险”，是社会学关注的焦点之一，是思考现代性论题之一。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在其《风险社会》一书中首次使用了“风险社会”的概念并提出了风险社会理论。卢曼（Luhmamn）、吉登斯（Giddens）等都尝试对“风险社会”提出理论建构。风险表征了现代社会所具有的某种潜在状态或社会张力，以及这种张力所具有的危机水平。风险存在于社会系统之中并最终通过组织形态和生活形态反映出来——潜在的风险转化为现实的危机。 科技与文明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形态，风险经常地渗入人与科技的互动之中，成为人们思考现代秩序及意义不可忽略的一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核辐射、食品污染、生态恶化，乃至信息传播本身都可能或已经成为现代社会风险的来源，世界进入贝克所言的“风险社会”或吉登斯所预言的“失控社会”。 世界进入风险社会后，传播的情境往往受制于外部媒介生态环境、内在的传播结构与传播机制，媒体被迫在理性与诠释、科学与文化、专家与非专家、分析与经验的动态发展中寻求平衡，在风险话语中反思现代性。有效的风险传播可以提高“社会能见度”，关注风险传播，探讨以大众传媒为中介的风险信息的互动，有助于促进社会的民主对话并拓展人类的自由。那么，媒体如何呈现环境中潜隐的风险？媒介如何提供具有实质性的知识或信息并促进社会的风险沟通？ 风险语境与风险传播 风险社会构成了媒体的传播语境。将对大众传播的反思置于“风险社会”的语境之中，这是一种社会的、历史的思维方式，也体现了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C·Wright Mills）所倡导的“社会学的想像力”。社会学者要有把个人经验与广阔的社会天地相联系的强烈的自觉意识，利用信息增进理性，理解个人与社会、个人生活与历史以及自我与世界之间的相互关系，将个人的生活历程置于历史的序列之中。这样的心智品质可能逐渐被记者与编辑们所期待，“通过这种方式，个人型的焦虑不安被集中体现为明确的困扰，公众也不再漠然，而是参与到公共议题中去。” 这样，对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焦虑不安的审视，实现了从“环境中的个人困扰”到“社会结构中的公共论题”的转换。 同样，对风险社会的反思，要理解世界风险社会的文化和政治能力，不能把风险与媒体、文化等分开，因为风险是“人造的混合物”，“包括和结合了政治学、伦理学、数学、大众媒体、技术、文化定义和认识” 。媒介的风险传播，即风险报道与评论，既赋予了传媒作为风险沟通主体之一的地位，也建构了社会风险。“高度现代性的‘风险的能见度’不同于以前的经验”， 尽管人们对风险的感受更敏感，但风险在客观上所呈现出的“自反性”(reflexivity)倾向与“不确定性”特性却影响了“风险的能见度”。 风险议题有赖于媒体的呈现，大众传播提高了风险情境的“社会能见度”。风险的“不确定性”加剧了对新闻信息的渴望与焦虑，因此，风险社会学特别关注环境与健康风险，并赋予媒体在“对抗风险”、“揭露风险”、“具象化风险”方面的重要责任，以及在“进入反身性现代化过程”、“亚政治中心论坛”等方面的重要角色。同时，受众对风险的认知和理解也离不开传媒。比如，受众对核风险的感知、对转基因食品和“高露洁牙膏致癌”等风险议题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媒体呈现并提供信息沟通的平台。 风险话语和风险社会理论形成所展示的是人类对自己作为一个生灵的生存命运的整体性思考。近年来，传播学者开始关注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并尝试与之对话。早在1997年7月，贝克受邀参加了在英国Cardiff大学举办的、主题为“传媒、风险与环境”的会议。 一些传播学者开始研究风险传播或“风险沟通”（risk communication）。某些学者之所以将“risk communication”译为“风险沟通”，是因为在他们看来，“沟通”一词比“传播”更强调信息或意见的互动性以及沟通主体的参与性。实际上，“传播”（communication）也是在多个主体之间借助媒介传递与分享信息、意义的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