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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现实主义本色——孙犁的文学创作 【核心提示】孙犁以三百余万字的作品，昭示了当今仍应重视的可贵经验：只有守住现实主义的本色，才能期望中国文学的未来。　　　　时至今日，“中国当代文学向何处去”、“当代文学如何突破困境”之类的追问仍然不绝于耳。置身于多元化、全球化的现代社会，中国文学的自身经验及其特殊性却仍值得深入思考：中国文学究竟应凭借什么发展前行，又能凭借什么而作为“这一个”存在于世界文学之林？笔者认为，近百年来中国文学最为重要的经验，显然不是见证了“主义”、“技艺”的繁杂多样和潮起潮落，而是充分证实了“现实主义”的坚韧度和包容性。文学史的考察已经证明：主义与技艺的翻新不是文学的要务，直面现实人生才是文学的本色。现代文学史中成就显著者，都是以现实主义的立场涵容各种主义、创造各种技艺的作家。　　　　孙犁（1913—2002）正是这样的一位作家。终其一生，从战争期间的以笔为旗到平和年代的秉笔直书，从创作与编辑并行的劳作实绩到小说与散文俱佳的文体创造，孙犁留下了值得从多个方面加以阐释的文学遗产。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他始终认为，真正的现实主义无须添加任何限制词，只要“认真去做，效果会是一样的”。孙犁以三百余万字的作品，昭示了当今仍应重视的可贵经验：只有守住现实主义的本色，才能期望中国文学的未来。　　　　贴近现实人生，发扬人道主义　　　　苏格拉底说过，没有经过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就创作而言，人们有理由认为，没有经过体验的生活，是不具备表现价值的。孙犁评价《红楼梦》时说：“它是经历了人生全过程之后，在丰富的生活基础上，产生了现实主义，而严肃的现实主义，产生了完全创新的艺术。”此处不只是评价《红楼梦》的艺术成就，更是宣告和张扬孙犁自己的现实主义文学观：现实主义，首先应是一种贴近现实人生的生活态度，其次才是一种创新的艺术方式。从硝烟弥漫的边区到热情洋溢的延安，从抗日战争期间到社会主义新时代，孙犁的文学活动及其成就贡献，无不与其生活体验休戚相关。　　　　对于孙犁这代作家而言，他们因笃信文学的现实功用，可能会遭遇“文学为人生还是为艺术”、“文学如何反映政治”等问题。孙犁的回答显示了现实主义的包容大度与阅尽沧桑的从容睿智：“为人生的艺术，不能完全排斥为艺术而艺术。你不为艺术而艺术，也就没有艺术，达不到为人生的目的。”这完全可以看作对于近百年中国文学重要问题的经验总结。　　　　孙犁坚信，必须具备“赤子之心”，才能成为真正的文学艺术家。他的创作达至高峰，是源于抗战期间在人民中“经历了美好的极致”；其创作沉滞则因“看到罪恶的极致，我不愿写”。这正是人道主义者的作为：明辨是非，扬善弃恶；取舍之间，义理昭然。新时期以来，孙犁又以勤奋的劳作，践行了追求光明的文学信念。　　　　反观当下的中国文学，充斥于网络和书架上的热读热销作品，不是具有浓重幻想气质的所谓“盗墓”、“修真”小说，就是满足狭隘趣味的武侠狂想与白领奇遇，这不能不引发人们进行严肃的思考：不以日新月异的广阔人生为表现对象，不以鲜活深切的喜怒哀乐引人共鸣，文学还有何存在的必要性？　　　　融汇文学传统，书写民族精神　　　　孙犁是在“为人生”的“五四”文学直接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作家。他不仅从鲁迅、茅盾等现代作家那里领会了文学的要义在于直面现实人生，还在艰苦的环境下自觉宣扬鲁迅精神，甚至比照着《鲁迅日记》系统地购书阅读。他从鲁迅这里学到的，不只是作家的态度和技法，更有学者的勤奋和笃定。　　　　孙犁始终自觉地以现代立场重释古典名著：“《红楼梦》是为人生的艺术，它的主题思想，是热望解放人生，解放个性。”不惟如此，他还从《庄子》中看出寓言风格背后的现实意义与生活细节，从《韩非子》中悟到现实生活材料对于说理的意义，从《典论·论文》中深感为文立论须以现实针对性为根基，从《文赋》领会了实践出真知的创作规律。　　　　优秀的作家正是这样炼成的：他们承继与发扬文学传统，磨砺创造出鲜明的一己风格，自身也历经时间淘洗而沉淀为文学传统的一部分。孙犁在延安窑洞写出成名作《荷花淀》，尚未公开发表就被视为卓异之作。1980年代以来，研究者不约而同将孙犁推认为“荷花淀派”的代表。“十年荒于疾病，十年废于遭逢”之后，孙犁写出《芸斋小说》与《书衣文录》等作品，近取文学“为人生”之训，远取古代笔记小说之法，杂糅历史感慨与现实体悟，以人为本，以书为友，时而委曲有致，时而素朴无华。细究其风格变化与文体创造，个人体验的累积深重固然是外在刺激，对于文学传统的融合创新却是内在动因。　　　　持续深入地发掘民族精神，也是孙犁文学创作的一大贡献。不少论者盛赞《荷花淀》为清新明丽、富于诗情的“水边文学”。孙犁当然继承借鉴了优秀抒情小说的传统，但其作品感人最甚者，不是水光潋滟令人心旷神怡之情，而是中国人民顽强还击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