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性与证成性：道德评价国家的两条进路？论文.docVIP

　　正当性与证成性：道德评价国家的两条进路？论文 正当性或许是政治哲学领域中最为根本同时也是含义最为混乱的概念之一。 说它根本，是因为通常认为正当性追问的是权力的道德基础，即是什么使得权力或者武力成为道德上对的？说它混乱，是因为不仅在人类学、社会学中存在不同类型的正当性，而且政治哲学史中对于何为正当性这个问题也从来没有标准答案，进一步的，在概念层面上正当性与其亲缘概念如证成性、合法性、政治义务、政治权威之间的关系也一直处于晦暗不明的状态。 以正当性与证成性的关系为例，我们知道.freelidtz）的观点以及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和约翰·格雷（JohnGray）之争，对正当性和证成性重新作出细致精确的概念区分；第三部分，从概念史的角度论证正当性与发生的进路的亲缘关系；第四部分，介绍并分析洛克主义尤其是约翰·塞蒙斯（AJohnSimmons）对正当性与证成性的区分；第五部分，重述正当性与证成性之间的概念区分；第六部分，指出区分正当性与证成性的理论意义及后果。 1．阿伦特论正当性与证成性 在《论暴力》中，汉纳·阿伦特这样区分权力和暴力这两个概念： 权力（poacy）。一般把这两个词当作同义字使用，就像把服从与支持相等同的情形一样，造成误导和混淆。一旦人聚在一起、共同行动，权力便产生，但权力是从最初的群聚，而不是随之而来的人和共同行动，衍生其正当性，正当性受到挑战时，便诉求于过去以作为自身的基础；而证成则和未来的某个目标相联接。暴力可以被证成，但永远不会被正当化。2 阿伦特对正当性和证成性的区分基于她对权力所做的特定理解。我们在第一章中曾经指出，从支配-服从模式出发，把权力定义成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人行为之上的可能性乃是西方政治哲学史上对权力所做的经典解释。这种工具主义权力观--以韦伯为典范--认为权力的本质就是支配的有效性，由此出发导致工具主义的政治观--政治过程被理解成与价值无涉的纯策略活动，其功能就是实现参与者的私人利益和目标。阿伦特并不彻底否定上述定义的意义和价值，但她认为这种以目的-理性活动为基础的工具主义权力观更接近于暴力而非权力。根据阿伦特的独特理解，她把权力定义为经过非强制力的沟通而对某种共同体行动达到协议的能力。3她眼中的权力不是指某一个人所具有的行动能力，而是指很多人一致行动的能力，因此这种权力就不是以单数形式出现的而是以复数形式出现的，权力绝非一个个人的属性；权力隶属于一个团体，只要这些团体一直结合在一起，权力便一直存在。我们说某人’拥有权力’时，实际上是说他由一定数目的人民授予以人民的名义行动的权力。权力从而源生、开始运作（权力在民众，没有人民或团体就没有权力）的那个团体一旦消失，（他的权力）也就消散。4阿伦特认为这种权力本身就是目的，所以它无需证成自己，因为凡是需要证成的都是工具性的范畴，比如暴力就需要通过它所追求的目标的引导并将它证成。反之，本身就是目的的权力需要正当化自己，因为它是通过群体聚合而产生的，所以正当化的方式就是诉诸权力的产生过程。 阿伦特的权力观上承古希腊罗马的直接民主思想，下接法国大革命精神教父鲁索的共和主义，其对沟通行动产生权力的观察颇得哈贝马斯激赏，为哈氏后来发展交谈伦理学和沟通行动理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但是阿伦特的权力观也有其明显的局限性。恰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阿伦特把政治权力仅仅视为沟通，只关注权力的产生问题，而忽视了政治权力的使用、争夺与保持--也即政治权力的目的合理性，这是失之偏颇的。在哈氏看来，政治这个概念必须要延伸到围绕着政治权力而进行的策略性竞争以及权力在政治体制中的应用。政治不能像阿伦特所说的那样等同于人们为了共同行动而相互交谈的实践（praxis）。5 因此阿伦特的权力观虽然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模式和视角，却无法全盘取代支配-服从模式。如果所有的政治权力都必然包含创建、行使以及维持这三个面向，那么仅从创建角度去分析政治权力是远远不够的。进而言之，正当性这个概念也不像阿伦特所说的只适用于权力（沟通模式的权力观）不适用于暴力（支配-服从模式的权力观），恰恰相反，正因为没有一个政府能够建立在赤裸裸的暴力之上，正因为纯粹支配-服从模式的权力是强制性和不稳定的，所以为了实现其统治秩序的稳定有序与长治久安它就更需要正当性这个道德标签6。另一方面，因为所有的政治权力都不只是目的性的存在而同时也是工具性的范畴--人们聚集在一起就一致行动达成共识，其目的不是为了达成共识本身而是为了实现某些特定的目标--所以执政者用人民所赋予的权力做了些什么是道德评价政治权力的一个重要面向。 由此看来，不管是支配-服从模式的权力还是沟通模式的权力都需要正当性和证成性这两个维度，因为权力既是目的又是工具，当它作为工具时它需要借助所追求的目的来证成它，当它本身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