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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自由主义与市民社会发展　　　　论文关键词新自由主义 市民社会 发展　　论文摘要近几十年来，新自由主义作为一股主要的社会思潮在全球曾风靡一时，给世界各国的改革与发展带来了不小的震动与影响。同时，在西方沉寂了数百年的市民社会思潮再度兴起。新自由主义的实践给世界各国市民社会的发展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的极端发展给全球各国市民社会的培育造成了巨大的威胁与负面作用。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主要的社会思潮登上了历史舞台，之后在西方各国大行其道，一时占据了主流地位，并随后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灵丹妙药”广泛向拉美、东欧及前苏联地区推广。几乎与此同时，在西方沉寂了数个世纪的市民社会研究热潮在80年代又开始再度复兴，“市民社会”一词逐渐为社会大众所知，成为西方乃至全球社会一个颇为流行的时代话语，形成了一股全球性的市民社会思潮。个中缘由复杂多样，但与70年代以来在西方兴起的新自由主义不无重大关系。　　　　一、市民社会及其发展　　　　所谓“市民社会”，译自英文Civil Society（有的也译为“公民社会”或“民间社会”），通常是指独立于国家和市场之外的一个社会相互作用的领域及其相关的价值或原则，突出志愿性社团等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它是一个历史悠久和意涵丰富的话语，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城邦的政治生活，但近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概念源出于洛克的自由主义学说。从洛克到托克维尔等人的近代自由主义传统看到了国家压制人类权利与自由的危险性，认为不受制约的国家权力、不断扩张的国家干预对人类的权利与自由构成了持久的威胁，声称若无外力制止，国家权力和国家活动范围将无限制地扩张下去，危及个人的权利与自由。在洛克看来，政府权力如果成为绝对的不受限制的，就会成为专制的，而必然会危害人民的生命、自由、财产。孟德斯鸠也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因此，自由主义者主张维护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分立，依靠一个活跃的强有力的市民社会来制衡国家，限制国家权力的扩张。随着近代自由资本主义逐渐占据了各国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市民社会获得了巨大的空间和活力，在政治革命的推动下，逐步在实践上摆脱了国家权力的束缚，在18世纪变成了现实。20世纪后，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弊端的日益突出，市场无序，社会混乱，凯恩斯主义兴起，国家对社会的干预日渐加深，市民社会的活力日渐衰弱。　　20世纪后期，随着凯恩斯主义的衰落，市民社会又获得了蓬勃发展的机会和空间，在世界各国逐渐兴起，市民社会理念再次获得了广泛的全球认可。当代市民社会理念的再度流行主要是因为“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初显并于二十世纪中叶炽盛的形形色色‘国家主义’，这在现实世界中表征为国家以不同的形式、从不同的向度对市民社会的渗透或侵吞。为对此种猖獗的‘国家主义’作出回应，人们开始诉诸市民社会理念，试图对国家与社会间极度的紧张作出检讨、批判和调整，以求透过对市民社会的重塑和捍卫来重构国家与社会间应有的良性关系。”[1] 其目的正是想通过建构一个健康独立的、能够遏制和防止政府专断的市民社会，从而达到保护古典自由主义所追求的个人权利与自由。　　　　二、新自由主义兴起及其对市民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　　　　新自自由主义是在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的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也称为“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为导向、主张自由经营和自由贸易、强烈反对国家干预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其基本原则是“四化”，即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和全球一体化。在70和80年代，其代表性人物有哈耶克、弗里德曼、布坎南等经济学家，以及哲学家诺齐克和政治学家萨托利等。这一派早在古典自由主义向现代自由主义转变时就已出现，但由于当时不合潮流，故常被人们冷落。在当代，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主要的社会思潮，是在20世纪70年代掀起的反凯恩斯主义浪潮中兴起的。60年代末70年代初，凯恩斯主义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具体表现在：福利国家长期实施引起的生产停滞和物价上涨危机；国家干预的过分扩展导致行政机构膨胀、社会控制加强、个人自由受限、官僚主义滋长和政府办事效率下降与权威衰落。特别是70年代初期爆发的两次石油危机导致整个资本主义经济陷入了“滞胀”困境。对此，凯恩斯主义束手无策。此时极力反对福利国家与政府干预、倡导自由放任、捍卫自由市场经济的思想和言论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而主张回到古典自由主义政策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家才逐渐走红起来。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多年受冷落的新自由主义在反凯恩斯主义的声浪中，逐渐占据了西方社会话语的主流，成为“凯恩斯革命的革命”。　　虽然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也有不同点，但更多的是相同之处。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