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治义务的道德基础——当代西方政治义务论述评.docxVIP

论政治义务的道德基础——当代西方政治义务论述评 摘要：传统自由主义契约论对个体自律的过分强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治义务的道德基础，这使得感恩论、互惠论、关联论、公平游戏论以及成员论等替代理论得以产生。但是自由主义并不意味着政治义务与道德的悖论，相反，离开自由主义原则来说明政治义务的道德基础也会陷入一定的理论困境。因此，政治义务的道德基础应该在二者的结合中得以说明。关键词：政治义务 道德 自由主义由于罗尔斯《正义论》的巨大影响，以及西蒙（A.John Simmons）等人“哲学上的无政府主义”（philosophical anarchism）思潮的流行，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有关政治义务的道德基础问题又在西方理论界泛起波澜。罗尔斯认为，正义是一个政治范畴，而不是道德范畴，它首先关注的是社会基本的政治经济结构对权利和义务分配的公正。换句话说，是正义优先于善，而不是善优先于正义。他说，“严格来说，对于公民不存在一般的政治义务。”[1] 西蒙更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从绝对的意义上说，没有一个国家是道德上合法的”， 因此并不存在一般政治义务的道德基础。[2]对此，许多学者指出，自由主义把政治义务建立在个体的契约基础上必然导致对政治义务道德基础的否定。因为真实的契约并不存在，而默认的契约（tacit consent）或假设的契约（hypothetical consent）并不产生道德义务。其实，自洛克在《政府论》中提出“同意论”以来，这一关于政治义务的主流传统理论就曾受到休谟等人“功利论”（the theory of utility）的批评。功利论认为，人们履行政治义务并不是因为他们同意这样做，而是功利计算的结果。即履行政治义务能产生互利或避免惩罚。但是，关于囚徒困境和集体行动逻辑的研究则表明，政治义务往往并不能使个体的功利最大化。同意论和功利论的局限使新的理论替代范式得以产生。替代理论感恩论（gratitude）、互惠论（reciprocity）、关联论（associative obligation）、公平游戏论（fair play）、成员论（membership ）等成为契约论和功利论之后的替代理论。当然，这些理论也有一定的交叉、重叠之处。按照克罗索斯科（Klososko），感恩论（一定程度上包括互惠论）的基本观点有：（1）民主政府为公民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公共福利；（2）这些福利远超过了任何个体或集体所付出的成本；（3）在民主国家这些福利和成本通过一种公正的方式被分配；（4）对个体公民来说，享受其利益而不承担其相应成本是不公平的；（5）因此公民有义务服从政府、付税以及参与民主的合作体系。[3] 政治义务的道德基础就象我们接受了朋友的礼物有回报的义务一样，感恩是人类最基本的德性。这一理论的主要局限在于，我们也许并不是主动接受这些福利的，消极接受并不产生道德义务；而且，我们并没有决定回赠什么礼物的自由，事实上，政治义务都是由国家单方面决定的。其次，互惠本身也并非独立的德性，它以其它原则作为基础，如同意、功利、公平等，没有这些原则，就不存在互惠。公平游戏论（一定程度上包括关联论）把国家看成是一个合作体系（cooporative enterprise）。这一理论被认为最早由哈特（H.L.A Hart）于1955年提出，它拥有很多信徒。哈特提出，“当若干人根据规则经营任何合伙事业时，就限制了他们的自由。那些当需要时服从这些限制的人们就对那些从他们的服从中获得利益的人拥有要求他们照样服从的权利。”这一原则的基础是限制的相互关联性。根据莱恩斯（Lyons），合作体系的道德基础是福利与负担的公正分配。根据罗尔斯，“如果不承担相应负担，我们就不能从其他人的合作中获得利益。”[4] 这一理论被认为至少有三个优点：（1）互惠论或感恩论并不能说明政治义务的特性，因为互惠、感恩的义务能从任何受惠中产生，而公平义务只能从集体生产的利益（尤其是公共产品）的受惠中产生；（2）而且，公平游戏论对公民有明确的限制力量，即公民不仅仅是以服从来回报自己得到的福利，而且更重要的是只有通过服从才能生产这些福利。（3）相对于成员论来说，公平游戏提供了培养认同感的途径，它能加强义务感，但是它又不仅仅诉诸义务感；它更要求实质的公正合作本身。这就避免了成员论服从一个压迫政体的悖论。它表明，在一个压迫政体下，人们有义务服从其中一些体现公正合作的法律，但并没有一般的政治服从义务。[5] 这一理论在说明政治义务的正义性方面显然是有说服力的，但它显然也忽略了哈特、罗尔斯等人对正义与道德的区分。哈特就区分了绝对责任（duty）和相对义务（obligation），认为道德是一种康德意义上的绝对律令，它应该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是适用的，它不取决于个体的自愿。如果个体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