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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左”的干扰：论析邓小平忧患意识的集中体现 　　论文关键词：邓小平；忧患意识；“左”的干扰　　论文摘要：邓小平爱国主义的忧患意识是丰富而深刻的，其焦点之一就是防止“左”的干扰。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是邓小平的一贯思想，这是基于他对历史经验和社会现实的科学把握，基于他深刻认识到“左”发展到一定程度会从根本上否定党的基本路线，以及“左”的伪善性和易发性使其具有更大的危害性。　　忧患意识是人类一种以危机感为基础，对事物进行辩证的否定、批判、怀疑与建构的自觉意识。政治家的忧患意识首先表现为对国家和民族命运进行积极的精神诊断，以加速历史进程为主题，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给以高度关注，并时刻警惕历史进程中出现的危机、问题和困难，在克服这些危机、问题和困难的过程中推动社会的发展。邓小平作为一位卓越的政治家、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其领导中国现代化事业的过程中，始终受到他那博大而崇高的爱国主义的基本精神——忧患意识的驱动。他心中充满了忧国、忧民、忧党、忧天下之情怀，其忧患意识是全面而深刻的。如果我们对邓小平的忧患意识进行系统而深入地分析，就会发现其忧患意识集中体现在防止“左”的干扰上。　　一、从邓小平反复告诫全党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可以明确地看出，他对“左”的干扰抱有强烈的忧患意识　　邓小平关于要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这一忧患思想，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就产生了。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中央认为今天还是有很大的必要来强调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因为现在一方面，党内有部分同志还深受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的毒害，有极少数人甚至散布流言蜚语，攻击中央在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所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社会上有极少数人正在散布怀疑或反对这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而党内也有个别同志不但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甚至直接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的支持。“对“林彪、‘四人帮’所散布的极‘左’思潮(毫无疑问，这种思潮也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只是从‘左’面来反对)，我们过去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批判，今后还需要继续开展这种批判，不能放松。”“显然，邓小平不仅指出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着“左”、右两种错误倾向，而且进一步强调了对极“左”思潮的批判问题。邓小平在1981年3月更明确地指出：“要批判‘左’的错误思想，也要批判右的错误思想。‘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后来又出现右的倾向，那当然也要纠正。‘对‘左’的错误思想不能忽略，它的根子很深。重点是纠正指导思想上‘左’的倾向。但只是这样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同时也要纠正右的倾向。’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的这篇题为《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的讲话，是针对当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抬头而讲的，认为“现在的问题是，要更多地宣传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尽管如此，他仍明确提出重点是纠正指导思想上“左”的倾向。　　1985年8月，邓小平在同外国朋友的谈话中，系统地回顾了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我们的经验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有用。要特别注意我们‘左’的错误。‘左’的错误带来的损失，历史已经作出结论。”在这里，邓小平要求人们对“左”的错误要特别注意，这显然是作为主要倾向提出来的。　　1987年1月，邓小平针对1986年12月中下旬，合肥、北京等地发生的一些高等院校的少数学生上街游行的事件指出：“搞改革、搞四化可不简单。我们从来没有自我陶醉，没有认为会一帆风顺。一定会有来自多方面的干扰，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如果说我们过去对‘左’的干扰注意得多，对右的干扰注意不够，那么这次学生闹事提醒了我们，要加强注意右的干扰。我们必须排除干扰。”邓小平的这个讲话，虽然强调的是“加强注意右的干扰”，体现了他要警惕右、解决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问题，但与此同时，他仍然在全局上把防止“左”放在主要位置。就在上面这个讲话仅仅三个月后，他就连续多次谈到主要是排除“左”的干扰的问题。1987年4月，邓小平在以《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困》为题的讲话中指出：“搞社会主义，搞四个现代化，有‘左’的干扰。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着重反对‘左’，因为我们过去的错误就在于‘左’。但是也有右的干扰。”仅仅4天之后，邓小平又在题为《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的谈话中，再次提出：“这八年多的经历证明，我们所做的事情是成功的，总的情况是好的，但不是说没有干扰。几十年的‘左’的思想纠正过来不容易，我们主要是反‘左’。”他还明确指出：“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 1987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