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民权益保护- 一种“国家的社会嵌入与互动论”和立宪分析 .docxVIP

论农民权益保护: 一种“国家的社会嵌入与互动论”和立宪分析 有关农民的权益保护，最好采取多视角的分析理路。本文采用米格戴尔(Joel Migdal 1988/1994)的“国家的社会嵌入与互动论”(State-in-society)视角和布凯南的立宪视角，尝试拓展我们的分析视野和深度，得出一些新的结论。根据“国家的社会嵌入与互动论”分析范式，国家嵌入于(embedded)社会当中，并与社会发生互动，而且两者处于一种相互转换(mutual transformation)过程之中。国家结构本身作为社会组织，需要通过对之解构加以分析，即通过分解为各个政府级次、各个政策领域和各个国家部门来分析（So 2001）。“国家的社会嵌入与互动论”是作为新国家主义论的一种反应提出的。新国家主义认为，国家是有着自身偏好的的自主的行为主体。新国家主义论认为国家与社会非此即彼，属于“国家-社会对立论”(State versus Society)，两者在权力关系上属于零和博弈。而“国家的社会嵌入与互动论”则使得人们注意到社会在便利或者阻挡国家行为方面的作用，而且就此意图而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不一定是一种零和博弈关系（Manning-Cartwright 2001），它既可以是正和博弈（即“双赢”），也可以是负和博弈（即“两败俱伤”）。根据“国家的社会嵌入与互动论”可以推断，个人、公民社会和国家的分界是通过互动内生产生的，是相互转变的，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一分析方法与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即“公民社会”独立于国家的分析范式形成了明显的对照。“国家的社会嵌入与互动论”分析范式的优点是，人们必须意识到，私人领域（个人权利域）、公民社会、有限政府的形成是通过互动内生而成的。这意味着，私人领域、公民社会和政府三者之间往往存在着较量推拉关系。私人领域和公民社会的形成和维护能够促成有限政府，从而达致多赢格局。另外，“国家的社会嵌入与互动论”本身并不能向我们就一个面向规则之理想社会提出一种规范的参照系。因此，我们需要引入立宪视角，补充这一缺陷。布凯南(Buchanan 1989, 1991a, 1991b；唐寿宁，1999)区分立宪层面和后立宪层面。其中立宪层面是“对制度进行选择的层次”，相应的选择属于“立宪选择”、“对约束的选择”；后立宪层面是“在既定制度下进行选择的层次”，相应的选择属于操作层面上的选择、“约束内的选择”。农民问题涉及到立宪层面的选择。这种立宪层面的选择要求人们设想处于一种罗尔斯意义上的初始状态，并在一种“无知之幕”后进行立宪规则选择（罗尔斯，１９８８）。在这种初始状态，任何人都不知道他们各自具体的社会地位、阶级出身、天赋和气质，以及他们的善的观念的具体内容，也不知道他们具体属于什么世代和所处社会的经济、政治状况和文明水平（即“无知之幕”）；他们只知道他们的社会是处在正义的环境之中，只知道有关人类社会的一般事实、政治和经济的理论原则、社会组织基础和人们的心理学法则。这样就足以保证任何人都无法设计出有利于自己的特殊原则，对道德原则的选择因而是公正的、无偏袒的。为了走出这种初始状态，人们通过一致同意的方式确立一整套的基本规则，即实行立宪（中国社科院财贸所网站，2003）。联系到我国农民权利问题，在初始状态，任何人不知道自己今后会是农民还是工人，是治理者还是被治理者。在这种“无知之幕”下，人们不得不以一致同意的方式确立基本的规则，这种规则肯定是允许农民自由进城打工，因为谁都不能保证自己以后就一定是城里人，这也意味着除了允许农民自由进城打工之外，其他规则均不可能得到一致同意。一些学者认为：农民问题的关键似乎是在既定制度下的选择，以及有关制度的实施问题；要分析党与国家关系特征和意识形态下文本与实际的分离和违背问题。按照文本，农民利益似乎不成问题，然而实际的情况迥然不同。这些学者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文本和实际的分离和违背问题本身，恰恰说明了我国没有解决立宪层面问题，即基本规则的选择问题。无论多么美好的文本，都需要推行一整套的根本的规则（如分权和制衡规则、基本权利规则、产权保护规则，共同市场规则）、有关农民权益保护的文本实施程序和制裁程序（也是规则）才能落实。如果综合“国家的社会嵌入与互动论”分析理路和布凯南的立宪视角来分析农民的权利保护论题(参见Buchanan 1991)，那么可以得出结论或建言：第一，农民的权利是需要争取才能维护或者重获。农村公民社会，比如真正的农民行业组织和利益组织如农民协会，也是通过争取才能建立，或者通过先建立才能在其后逐步寻求正式化。农民协会的建立实际上意味着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原来直接控管农村经济的职能部分转变为间接管理，农民协会部分承担农民自治的职能。由农民协会来代表农民的利益与政府对话更加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