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乡村论文.doc

百年乡村 内容摘要： 随着时间的变迁，转眼间100年匆匆走过，在这段岁月中，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我的家乡----沧州同样如此，更庆幸地是我一直生活的村庄-----祝庄子在1992年划入开发区，见证了中国农村更为快速地变迁。下面我将从两个方面来介绍我身边的百年乡村。 关键词：百年 农村 开发区 历史农村变迁： 第一个时期：1949年以前的农村政治和社会20世纪前半个世纪的中国农村社会，经历了晚清政权的内卷化统治后，在动荡的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以及国民党政权统治下极为艰辛的生存。这一时期，中国农村政治和社会发展是极为缓慢。 但这一时期的农村政治极不稳定，国民党政府缺乏对中国的有效治理，限制了农村政治和社会的发展，加剧了农民的负担，也因此削弱了国家的力量。中国共产党积极争取农民，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并进行了土地革命，最终取代了国民党成为中国国家政权的核心力量。而农民从依附地主阶级向个体劳动者转变是通过土地改革来实现的。建国以前，在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中，中国已有14500 万农业人口实行了土地改革。农民从依附于地主阶级转变为个体劳动者。但是，个体经济是以劳动者的私有为基础的，这种经济是分散的，落后的，并且又同传统的农业生产相联系，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那时，女子都还延续了过去的传统习俗——裹小脚，生活条件相当困难，其中女子到了17、18岁，就嫁人结婚了。 第二个时期： 1949年至1978年集体化时期，国家成功地实现了对农村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领导，同时把新的理念引入农村政治生活中，推动了近代农村的建设。 在农村，农民的政治和社会生活表现为“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将国家政权的末梢延伸到最基层的乡村社会，直至每个农民，但这种对乡村社会强有力的控制也使传统的各种乡村自治组织遭到压制。 从个体农民向集体农民转变，是通过合作化运动来实现的。到1956年，全国实现了合作化，建立了756000个合作社，其中高级社为544000个，占合作社总数的71.9%。参加合作社的农户达11200多万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6.3%。 农村基本上实现了合作化，从而表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我国农村基本确立。 但是，从合作化运动后期开始，实行了越来越“左”的政策，因此，出现了“大跃进”运动，它在盲目求快、急于求成的思想影响下，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农业强调“以粮为纲”；工业强调“以钢为纲”，要求在5年以致3年内提前实现原定15年钢产量赶上或超过英国的目标。各地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我国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中的一次严重失误。它忽视了客观的经济发展规律，过分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使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错误大肆泛滥，工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人民生活发生严重损坏。 以上状况表明，中国农民作为集体经济的所有者，并没有真正成为生产的主人。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还存在着形式上的结合和事实上结合的矛盾。农村在合作化运动后，并未摆脱自给、半自给状态，单一的的传统农业仍占主要地位。 那时，处于经济和政治动乱的年代，作为一个身处沧州这个盐碱之地的小乡村，人们生活窘迫，很多村里的年轻人都去了天津的部队里帮忙，靠着发的一点微薄收入补贴家用，当然，在那个年代，每家每户的孩子也比较多，少说3、4个，甚至5、6个。还有的年轻人偷着去了东北黑龙江等一些城市，去谋得生存。特别，是在1960年，因为自然灾害，造成粮食基本上没有什么收成，粮食、蔬菜等食物，严重缺乏，很多人都经历了，吃树皮、肯草根的艰难生活，甚至有好多人在这一年被活活地饿死！ 第三个时期：1978 年迄今的农村政治和社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废除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政村治成为农村社会最为基本的社会组织方式（这也是农村政治的最主要形式）。乡政村治作为国家治理乡村社会的政治模式，就是在乡镇行政体制下实行村民自治制度，即村民通过村民自治组织依法办理与村民利益相关的村内事务，实现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我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一方面，中国农民从维护自己利益和改善生活的要求出发，不断冲击和突破既定的政策和体制性障碍，创造新的行为模式，如中国农民首创的“包产到户”模式，最后促使政策和体制得到改变[2]。另一方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促进了乡村社会的权力分化，使乡村社会的自主性、独立性不断增强，为乡村自治及其民主化提供了制度空间。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以及随后村民自治制度的确立、推行，标志着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的退出和乡村社会民主化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