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证相对论精选.ppt

方证相对论 仲景医药研究所　王振亮 证”是中医特有的认识疾病的方式，其精微之处，古人称之为“机”，古代之名医大家，能够决生死而力挽狂澜，全在于能够辨证知机。 认识疾病的关键在于证候，而治疗疾病的关键则在于方剂，方剂与证候可谓是中医临床的关键。 张仲景述岐黄之学，发《汤液》之旨，在《伤寒论》中总结了六经病的辨证论治规律，开创了方证相对的治疗方法。 围绕方证相对内涵及外延问题的研究和探索，已成为中医药证候现代研究的重点领域。 一、方证相对论的渊源 方证相对理论的渊源，最早可追溯至秦汉之际。 这个时候的古代医家已经能够根据病人不同的临床表现，选择不同的药物组成复方给患者服用。 复方的应用不仅体现了当时诊疗水平的进步，同时也为方证相对治法理论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1.《五十二病方》——医方283个，病名103个，包括了内外妇儿等多种疾病，选择使用的药物多达247种。 记载对于疽病的治疗：“疽病，治白蔹、黄芪、芍药、桂、姜、椒、茱萸，凡七物。骨疽倍白蔹，肉疽倍黄芪，肾疽倍芍药，其余各一，并以三指撮一入杯酒中，日五六饮之…”； 一般疽病用以上七种药物可通治，但必须注意辨证，症状不同，用药的分量轻重也不同，这可以说是辨证论治的雏形，也是方证相对论的最早渊源。 2.《武威汉代医简》成书于公元一世纪，保存较为完整、内容丰富的古代临床验方著录。 书中载有方剂30多个，记载有：“治久泄肠澼，皆设专方，黄连四分、黄芩、石脂、龙骨、人参、姜、桂各一分，凡七物皆并治合丸以蜜，大如弹丸…肠中痈加甘草二分，多血加桂二分，多脓加石脂二分”； 92枚医简中，论及痹症者有13枚，载有痹症方剂6个，方证相对，组方严谨巧妙，且治法多样； 书中条文有证、方、药、量及煎服方法，充分反映了当时的医疗水平，为方证相对治法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陶弘景著的《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收录有古代遗佚书《汤液经法》《桐如要录》中的部分内容； 其中“《汤液经法》三卷，方三百六十首”，书中前有方名，后有症状，下附用药及药量，方证相对，疗效甚佳； 陶曰：“汉晋以还，诸名医辈，张机、卫汛、华元化皆当代名贤，咸师式此 《汤液经法》，救疾苦，造福含灵”。 “昔南阳张机，依此诸方，撰为《伤寒论》一部，疗治明悉，后学咸奉之”。 《汤液经法》对张仲景医学理论的影响是很大的，《伤寒论》中的许多方剂也都来源于此，而《汤液经法》中记述的用某方治疗某证，也较明确地体现出了方证的相对应关系。 《五十二病方》《武威汉代医简》《汤液经法》，论述的前人所用的方剂及其适应症，都较为明确地体现出了方证相对的关系。 是古代医家在实践中的总结、提炼的结果，而且经过不断地精炼，能更有效地指导后人用于临床实践，为后来仲景方证相对论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临床基础。 二、方证相对的确立 张仲景创立六经辨证论治体系，把前人总结起来的方证相对思想纳入于六经体系当中，开创了方证相对的先河； 有是证则用是方，依据方剂名称来命名证候的名称。 《伤寒论》中诸如有“桂枝证”、“柴胡证”等提法，例如第34条说“太阳病，桂枝证，医反下之，利遂不止”， 第101条则指出“如柴胡证不罢者，复与柴胡汤“。 《伤寒论》中共有398条条文，其分别为病、证、方证，病下有证，证下有方，方随证出，方证相对。 在临床上辨病是前提，而辨方证则是最终目的，这是《伤寒论》辨证论治的特点和精华所在。 在《伤寒论》原文第13条中说：“太阳病，头痛，发热，汗出，恶风者，桂枝汤主之” 第35条则说：“太阳病，头痛发热，身疼，腰痛，骨节疼痛，恶风，无汗而喘者，麻黄汤主之” 第96条说：“伤寒五六日中风，往来寒热，胸胁苦满，默默不欲饮食，心烦喜呕，…小柴胡汤主之”； 第318条“少阴病，四逆，其人或咳，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四逆散主之” 都是先叙述证候，再定之以方，方随证出，药随方列； 317条提出“病皆与方相应者，乃服之”，可谓是张仲景方证相对思想在原文中的最典型的表述。 《伤寒论》中这种病、证、方依次排列的方法，如讲临床案例，或是讲方剂的临床运用，实际上条文中的证不是孤立的、个别的症状，也不是症状的随意堆积，而是在病因病机的作用下出现的密切相关的症状的科学组合。 方剂不是药物的简单堆积，不是君臣佐使的机械组合，是与证候相应的药物与剂量的整体组合； 仲景方剂组方严谨、药味少而疗效明显，配伍严谨而加减灵活。 《伤寒杂病论》始终把复杂、多变、动态的病证和灵活、严谨的方剂相对应； 方剂随证而立、又能随证而变，籍以求的方剂与证候的最佳对应； 确立方——证相对的临床思维模式； 将方药的应用规范化、标准化，有效地提高临床应用及治疗效果。 三、方证相对的发展 《伤寒论杂病论》成书之后，其方证相对的思维模式或者说是辨证方法，为众多医家在临床事件中应用，影响逐渐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