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职业病防治法修改的2个重大案例报告.ppt

吴家岭隧道事件 有人认为，这是一起普通的“工伤索赔案”，而由温州市司法局组织的法律援助团团长、一级律师童平宇指出，这是一起因劳动合同纠纷而产生的人身损害赔偿。发包人、承包人、转包人的一系列过错，都表明这是一种对人身权益侵害的行为。因此，该案的本质是人身损害赔偿案。这个主张最终被法院采纳。 吴家岭隧道事件 此案审判长于伟说，弱势群体人身权益受到侵害，又死了人，又无钱打官司，进不了法院大门，就会走投无路。而法律本来就是保护老百姓的最后一道屏障。如果把弱势群体“逼上梁山”，势必造成社会不稳定。为了不使受害者在诉讼期间断药，温州市中院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用对雇主财产诉讼保全所得的部分资金先解受害者的燃眉之急。在收费上，中院不仅对这些弱势群体25万元的诉讼费全部缓收，而且为他们花了100多万元的办案经费。 （法律法院支持） 吴家岭隧道事件 温州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决，原告蔡思叶（包括家属）等230人按伤残等级分获3.896万元至38.96万元不等的经济赔偿。 （90.4万元/人） 导致职业病防治法修改的2个重大案例 职业病防治法修改的背景 1、职业病诊断难 、鉴定难、维权难 2、职业危害调查、取证、监管难 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 3、职业危害事故处理、处罚、执法难 福建省仙游县外来农民工患矽肺病事件 案例1：张海超事件（一） 新密市一企业工人张海超工作3年多后，被多家医院诊断为尘肺，但郑州职防所为其做出了“肺结核”的诊断。 为寻求真相，28岁的他跑到郑大一附院，不顾医生劝阻，坚持“开胸验肺”，用一个人的无奈之举，揭穿了谎言。职业病诊断难、鉴定难，是职业病防治中遇到的“瓶颈”之一，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正是职业病诊断难和鉴定难的现实体现。职业病诊断难、鉴定难，难在哪里？ 案例1：张海超事件（二） 一方面，职业病诊断机构过少；另一方面，劳动者往往无法掌握职业病诊断需要的资料，例如职业危害接触史、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情况等。 针对这两个难题，职业病防治法修正案草案一审稿修改了相关规定，一方面明确职业病诊断机构应当具备的条件，同时规定符合条件的医疗机构均可取得职业病诊断资质。 三审稿增加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职业病医疗康复机构的建设。 案例1：张海超事件（三） 单位私扣“尘肺”复查通知 张海超是新密市刘寨镇老寨村村民，2004年6月，他到新密曲梁乡的郑州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下称振东公司）上班，先后从事过杂工、破碎、开压力机等有害工种。2007年下半年，他感到身体不适，主要表现为胸闷、咳嗽，他也没太在意，一直当做感冒来治，但效果不好。 案例1：张海超事件（四） 2007年10月，张海超从振东公司离职不久，又到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检查，医生怀疑他是肺结核，但不能确诊。此后，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张海超先后去过郑州市二院、省胸科医院、省人民医院、北京协和医院、首都医科大学朝阳医院、北京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等数家医院检查，医生们都给出了一致的结论：职业病——尘肺。 案例1：张海超事件（五） 这个不幸的消息让张海超回忆起了2007年1月单位曾在新密市卫生防疫站为职工做过体检，还拍了胸片。“今年1月6日，我到新密市防疫站查询，防疫站说2007年拍胸片时就发现我的肺有问题，并通知单位让我去复查，但单位并没有通知我。”张海超说，他又找到单位询问，才知道单位私自扣下了复查通知。 　　对此，新密市卫生防疫站耿站长接受记者采访时称，职工体检是受企业委托，检查结果也只对单位，不对个人。 案例1：张海超事件（六） 郑州市职防所鉴定为“肺结核” 据了解，按照国家职业病防治法的有关规定，职业病的鉴定由当地职业病防治所进行。职业病诊断、鉴定需要用人单位出具相关证明，譬如，组织机构代码、职工工作时间、从事工种等。 由于振东公司单方不配合，张海超无法到职防所进行鉴定，而其他综合类医院又无权对职业病进行鉴定，无奈，张海超于2009年2月7日到新密市政府有关部门求助。“直到今年5月，新密市信访局终于表态，由郑州市职防所为我的病情进行鉴定。”张海超说，5月25日，郑州市职防所出具了诊断证明，让他震惊的是，鉴定结果是“无尘肺0期（医学观察）合并肺结核”。给出的意见是：进行肺结核诊治，建议到综合医院进一步诊治。 案例1：张海超事件（七） 铁了心“开胸验肺”弄清病情 “这个结果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郑州和北京的各大医院都认定我是尘肺。”张海超说，“而且就在去郑州市职防所正式鉴定前，我曾拿着胸片找那里的工作人员，当时他们看后也说是尘肺。你说这是不是有人捣鬼？” 张海超决定“开胸验肺”，弄清自己的病情。6月1日，张海超来到郑大一附院门诊，6月9日住院，6月22日不顾医生劝阻，他铁了心要开胸。“当时郑大一附院的医生劝我说，凭胸片，肉眼就能看出你是尘肺，从技术上讲，职防所也不可能做出这么低级的误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