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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新的可能性
中国电影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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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中国电影新的可能性
第一节:新生代面临的文化生态在90年代,保守主义、改良主义的思潮在大陆,似乎占据了思想文化史的中心位置,李泽厚、刘再复干脆把他们的书名写成《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直接把90年代表述为告别革命的年代,重新确立和探求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这是近百年的政治、革命所产生的后果,另一个变化是商品化、市场、金钱、广告与技术对人所产生的异化,更直接的原因,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出现的问题有直接的关联。
从第六代生活的年代,出生的经历,面对的市场经济转型,政治上的逐步开放,跟传统没有多少牵连,在历史上,也跟共产党的功和过毫无关系。他们这一代实际上要面对的现实大变动,是浮躁的转型期,有许多不确定因素,不像马列主义已经确定,已经成为教条,他们的人生和电影中,充满着欢乐,激情,也有烦躁。
90年代,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都处于一个转型期,每个人都在这个时期中承受着很多变数,第六代是在改革开放以来逐渐繁荣和市场化后的城市中长大成人的,他们是个非常特殊的群体,他们除了要遇到和前辈一样多的困难和阻力外,商业这把利剑一开始就悬在他们头顶。当他们进入中国电影这个领域时,中国电影面临的状况,已经不再乐观了,据《燕赵都市报》99年6月29日报道,颇具忧患意识的陈凯歌在成都举行的世纪之路电影与文学研讨会上认为,内地电影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他甚至怀疑十年二十年后,内地还有没有自己的电影,他至所以下这样悲观的判断,从95年开始,中影公司每年进口十部好莱坞大片,想以此燃起观众对电影的热情,把他们重新拉回电影院,继而培育观众对国产电影的兴趣,但是,这一举措也没有给国产电影带来利好的消息,是认为目前内地每年引进的十余部美国电影占据了60%以上的电影市场,而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进口的大片数量将翻倍,涌进的不仅是影片,还有投资、电影生产管理营销的一整套优越的制片方式和策略,面临现在这种局势,而中国的民族电影没有丝毫抗衡的力量,甚至连一道篱笆都没有。而电影本来就不只是一种意义,它争一时,也可以争千秋。
可以说,第六代是行走的一代,行动特别多,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和行动证明了拍电影是每个人的权力,第六代使后来的人看到了电影作为一种文化位置、文化现象的新的可能性。他们和第五代有很多不同的地方,第五代擅长历史和农村题材,主要的作品都是从小说改编而来,而第六代的电影多数是原创的,他们写的都市边缘人实际上是自己的人生和情感,视野很独特。重新寻找自我,这大概是90年代后,电影创作主题表现出的新倾向,人的主题展现和发展,到了相对成熟的第三阶段。
第二节 第六代的命名
第六代的称谓,最初散见在西方报刊上关于新导演的影评中,但几乎没有论及影片的艺术和文化成就,而是强调影片的政治意义,而对影片艺术成就的看法无非是:类似于剧变前的东欧电影,他们给这些影片的命名是地下电影。
而据《文艺报》1998年6月13日报道,自1996年7月1日《电影管理条例》颁布以来,电影主管部门依照《条例》先后对一系列违规事件和人事进行了查处,而其中大多数是涉及第六代电影人的,似乎这些急于想在国际电影节上得到认同的新的电影人的发展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1997年9月,由浙江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影片《城市爱情1997》,未经批准擅自送往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参赛,在它未获得《电影片公映许可证》的情况下,导演私制四个拷贝违法出境,在该拷贝的收缴过程中,该片又在1998年香港电影节上以正式参赛片的身份出现。鉴此电影主管部门于1998年5月底对该片的制片单位和导演做出了封存拷贝、罚款一万元,以及暂停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的青年导演阿年一切电影制作活动的处罚决定。1997年以来,因违规而受到处罚的还包括:私自拍摄短故事片《纸》的丁建成;非法拍摄影片《极度寒冷》的王小帅;另外,还对从1992年到1996年非法拍摄了《北京杂种》、《广场》、《儿子》、《东宫西宫》等四部影片的张元,未经批准拍摄了《悬恋》、《邮差》两部影片且非法携片出境参加电影节的何建军等做出了没收其非法电影制品、罚款、一定时期内停止其影视片拍摄权的处理。电影学院韩小磊教授认为,只有意志独立、决断独立、制片独立,才能实施低成本决策下的独立制片操作,而在国家意识形态操控下的电影市场里,不会有真正的独立制片,现在将低成本投入作为主流电影的投资战略,无疑是饮鸩止渴。
尽管电影主管部门没能让很大一部分新一代电影人的作品公映,但电影评论家似乎不甘寂寞,急于想给这拨电影人一个说法。
在1993年第四期的《上海艺术家》杂志上,刊登了电影学院85级导演系、摄影系、美术系、录音系、文学系全体毕业生的集体谈话摘录,他们一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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