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皖籍知识分子与文化公共领域建构.doc

民初皖籍知识分子与文化公共领域的建构 　　摘要：民初皖籍知识分子因同质性文化身份聚合为《新青年》知识群体，他们以学校、社团和报刊为平台，在文化场域中建构了主体间平等交往对话的公共文化空间。在合群意识的心理诉求下，他们拓展了文化空间，书写了公共舆论，彰显出鲜明的民族意识，为公众自我身份的认同提供了价值依托。皖籍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所构筑的民主机制昭示了自由社会的运作模式，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树立了精神风标 关键词：皖籍知识分子；同质身份；文化空间；民主机制；现代化指向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6）06-0183-005 民国初年，政权的频繁更迭断送了国民的共和梦想，政局的混乱衍生出政治权威的真空和价值信仰的缺席，国势衰微，民心萎靡，文学精英企图力挽狂澜，以文学寓言谱写民族国家想象，皖籍知识分子以社团、报刊和学校为平台，在民初的文化场域中建构了主体间平等交往对话的公共领域 一、聚合归因：同质性的文化身份 20世纪初，中华民族遭遇内忧外患之困，皖籍知识分子在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念和思想话语体系的链接下，聚合为《新青年》知识群体，他们摆脱了私人领域的统摄，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展开了公共性的社会交往。“公共性本身表现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即公共领域，它和私人领域是相对立的。”[1]2 陈独秀是民初皖籍文人聚合为《新青年》知识群体的凝聚点。在清末民初的革命风潮中，他从事反清倒袁的政治活动，组织革命团体以广结同志，编辑文化报刊做万户鼓吹，联络了众多皖籍志士。1903年，汪孟邹在芜湖长街徽州会馆创立了科学图书社，科学图书社是皖籍志士重要的交往场所，陈独秀将《安徽俗话报》的编辑部设立在科学图书社的楼上，且岳王会的创立也正是在这座小楼上策划的。[2]1905年，陈独秀在芜湖安徽公学创立了岳王会，高语罕、李辛白、光升是岳王会的重要成员，协助陈独秀联络革命志士，而刘文典此时就读于安徽公学，深受岳王会革命激情的感染，立志与陈独秀同仇敌忾、同气相求。岳王会成立后，其组织骨干陈独秀、高语罕、李辛白、光升、刘文典等常在科学图书社聚议，交流思想，讨论时局，联络感情，构建了公共空间的关系网络 胡适与陈独秀的相识归因于汪孟邹的引荐，汪孟邹与胡适同为绩溪人，二人素有来往，交情匪浅，胡适在陈独秀的邀请下，加入了《新青年》文化阵营，陈独秀与胡适的联手，更多的是基于“文化启蒙立场上对传统的反叛与现实的改造” [3]。高一涵与陈独秀有师生之谊，高一涵在安徽高等学堂读书时，陈独秀为其授业恩师。1912年，高一涵赴日本留学，留日期间，他在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杂志中担任英文编译。1914年，陈独秀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应章士钊之邀东渡日本，协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与高一涵再次聚首。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时，高一涵加入了《青年杂志》的编撰队伍。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新青年》最初两卷的作者群以皖籍知识分子为主，这些撰稿人多是陈独秀在革命生涯中结交的同乡。《新青年》首卷的撰稿人有高一涵、刘文典、潘赞化、李辛白、高语罕，第二卷增加了胡适、光升、程演生、王星拱、蔡晓舟，王星拱和蔡晓舟在《新青年》迁至北大后加入撰稿者队伍。同乡情谊、革命背景是皖籍知识分子聚合的本质性文化归因，他们广泛联络了社会成员，在自由民主的维度中构筑了溢出官方政治权力控驭的公共文化空间 二、外在方式：开放型的文化空间 在西方学者查尔斯的研究视域中，公共领域呈现为两种形态，分别是主题性的公共空间和跨区域的公共空间。在主题性的公共空间中，公众因共同主题而聚集在一个有形的空间，如沙龙、广场、学校、社团等；而跨区域的公共空间则囊括了报纸、杂志等文化传媒，呈现为无形的、想象性的共同体。民初文化公共领域的建构与学校、社团和报刊紧密相连，“从功能的意义上说，学校、报纸和结社，既是现代中国的公共网络，也是中国特殊的公共领域。”[4] （一）北大校园：师生聚合的公共场所 民初皖籍知识精英汇集于北京大学，追溯于陈独秀在1917年1月13日被蔡元培聘任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当月，陈独秀将《新青年》从上海迁往北大，《新青年》的编辑多被延聘为北大教员，他们将崭新范式的教学理念传播于课堂之上，冲击了北大原有的教学体制，洗刷了学生的文化构想和学术心态。皖籍知识分子趋新化的思想潮流引起守旧文人的攻讦，如章门弟子黄季刚公然丑诋胡适，教授英国文学的辜鸿铭公开拥护帝制，但北大文化兼容的指导策略制衡了校园内的差异性信仰格局，北大的教学氛围中既弥漫着科学民主的学风，又充斥着复古主义的道统，同时兼杂着无政府主义和文化调和论的思想，呈现出众声喧哗、多元鼎立的文化态势。在多元话语的裹挟下，北大师生自由言说，公开论辩，在红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