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早期党团组织对陈炯明事变态度研究.docVIP

广东早期党团组织对陈炯明事变态度探析 　　【摘 要】 陈炯明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盟友。1922年6月陈炯明事变爆发，陈炯明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公开决裂，中共中央不得不斩断了与陈炯明的联系，并严厉处分了继续亲陈的广东党组织早期领导人陈公博、谭植棠等人。与此同时，身在粤东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彭湃为了开展农民运动，却和陈炯明发生了密切的联系，未见彭湃本人因此受到处分。党团迥异态度体现了历史的复杂面相，也折射出实际运作层面的党团关系并未像制度层面规定的那样规范，青年团在政治上并未“服从”共产党 【关键词】 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陈炯明事变；彭湃 【中图分类号】D231；K26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3570（2016）11-0036-08 陈炯明新军人的姿态以及他开明的政治态度，客观上为广州早期党团组织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甚至直接的帮助，无论是共产国际、陈独秀还是广东地方党团组织领导人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对陈炯明都抱有好感。1922年陈炯明和孙中山的矛盾越来越深，6月16日发生了陈炯明部下炮轰总统府事件，陈炯明和孙中山公开决裂，以前多称陈炯明叛变，现在多称陈炯明事变。事变后，共产国际决意联合孙中山，陈独秀代表的中共中央坚决斩断了与陈炯明的联系，广东地方党团组织却仍和陈炯明保持了一定程度的接近，后来广东党组织领导人陈公博、谭植棠因此受到严厉处分；与此同时，身在粤东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彭湃为了开展农民运动，却和陈炯明发生了密切的联系，直至1924年3月陈炯明下令解散农会。对于彭湃在粤东的亲陈行为，团中央是了解的，但彭湃并未因此受到处分。这些史实，或者因为不光彩，或者为尊者讳，在党史宣传中长期被湮没，但是史学界已经有一些高质量的论著涉及于此。笔者不仅深入细致地还原了上述史实，并进行了分析论述，将党团的不同反应联系起来考察，认为正是因为青年团的作用一度盖过了党，所以才出现了青年团在政治上并未“服从”共产党的现象 一、广东早期党组织因继续拥陈受到严厉处分 苏俄、共产国际很早就和陈炯明有联系。1920年列宁派信使波达波夫秘密抵达陈炯明当时的驻地漳州，与陈多次会谈，陈炯明也回信给列宁，声称将尽一切力量在世界上推行布尔什维主义。①1920年底，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和陈独秀一起面见陈炯明。与此同时，苏俄、共产国际也一直和孙中山有联系，并试图与他合作。有研究认为，1922年8月以前，苏俄和共产国际对孙中山和陈炯明之间的矛盾，看法因人而异，没有区分是非曲直，总体评价甚至有利于陈炯明。②1922年9月，陈炯明将缴获的孙中山与廖仲恺、朱和中关于联合俄、德的密信在香港报纸公布，与苏俄公开决裂，苏俄、共产国际也完全抛弃了陈炯明 1920年底，陈独秀接受陈炯明的邀请南下广州办学，1921年1月出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主持全省教育行政事宜。陈独秀的教育改革措施得到了陈炯明的支持，尤其当陈独秀面对保守派人士的非议和“驱陈”风波时，陈炯明给予他坚定的支持和信任。无庸讳言，陈独秀和陈炯明共事是融洽的。1922年5月，孙、陈矛盾一触即发之际，陈独秀还从广州前往惠州，探明陈炯明的态度。不过陈炯明事变后，尤其8月底的西湖会议以后，国共两党决定建立联合阵线，陈独秀代表中共中央作出了抉择，坚决斩断了与陈炯明的联系，声明支持孙中山，发表一系列文章指责陈炯明 陈炯明被誉为“社会主义将军”，他的开明态度为广东早期党团组织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甚至直接的帮助，这已成为史学界的共识。因此，广东党组织对陈炯明赞叹有加或怀有好感，更亲陈炯明而不是亲孙中山。从1922年4月底到6月份陈炯明事变爆发这段时间，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一直和孙中山保持密切联系并有多次会谈，达林的回忆录记载，孙中山虽与达林商洽，但态度暧昧、若即若离，究其原因是“孙中山知道，我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知道，广州的共产党人反对他，而我和这些人经常会面。”①甚至到了1922年底，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准备向共产国际汇报国共合作事宜时仍然提到，“只有广州方面反对――因他们支持陈炯明”。②相较于共产国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在陈炯明事变后的反应，以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为代表的广东早期党组织如何应对这一事变以及因为这一事变而受到影响的研究相对薄弱 当事人之一陈独秀没有直接的文字回忆这一事情，另两位当事人谭平山、谭植棠对此讳莫如深，只有陈公博一位当事人曾于1946年撰文直面此事。陈公博说他在陈炯明事变前就向陈独秀进言应该联孙而不是联陈，并且声称“我没有做过陈炯明的官，没有拿过陈炯明的钱，并且也没有见过陈炯明。”陈公博回忆，陈炯明事变后，“平山和我商议要我们举他赴沪探听消息，趁早脱离这个是非之地。我自然听他的话，开了一次会，举他为广州共党的代表赴沪。我那时的确无法离开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