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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向肠河 学者 韩国“岁月号”沉船事件继续发酵，27日韩国国务总理郑烘原宣布辞职。韩国政坛以其惯有的“悲怆”为这个巨大的悲剧性事件埋单，引发国际舆论广泛关注。 坦白地说，“岁月号”客轮沉没造成300多人遇难或失踪，韩国政府应急处置、搜救等诸多环节暴露了许多问题，引发家属愤怒和公众不满情绪，政府必须对此负责。 问题是，何种官员该对此负责？是低级别，是部长级还是政府首脑？总理引咎辞职体现了政府最大的问责诚意。郑烘原在辞职致辞中承认，初期的救援、应对方面有很多问题发生，自己作为国务总理应对此负全责。 郑烘原的辞职体现出令世人肃然起敬的“东亚耻感文化”——官员敢于对失误、失职、渎职负责，极致者不惜付诸自己的生命，以血腥的方式捍卫尊严。 笔者首先想到了韩国前总统卢武铉。卢武铉总统的政绩可圈可点，在任时韩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外交上和金正日举行了南北首脑会晤。然而，2009年5月，因其妻接受贿赂而遭到调查，遭弹劾而退隐的卢武铉在老家坠崖身亡，留下“我可以说是清清白白的”“历史会给我一个公正的评价”的简短遗书。卢武铉以这种自戕“震惊”而死的方式，向世人证明自己的无辜，着实让人唏嘘。 无独有偶，2012年8月，时任总统李明博因为一位7岁女童惨遭性侵而公开向国民道歉；2011年9月，韩国发生大规模停电事故，当时政府主管部门知识经济部长官崔重卿辞职。 韩国官场盛行的这种“耻感文化”有着深刻的背景。抛却历史文化原因不谈，二战后，韩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民主化进程的加速，在大国夹缝中生存的地缘困扰，形成了韩国社会敏感、自尊，而又时时充满危机的意识。 在民间层面，“耻感文化”折射出民众有血性。曾记得，几年前为抗议日本高官参拜靖国神社，有大学生当街绝食断指抗议。 与韩一水相隔的日本同样也流行类似的“耻感文化”。2007年，时任农林水产大臣的松冈利胜，因为经费管理混乱等问题被国会问责后，最终不堪压力上吊自杀。 放眼全球，在西方，国家政治责任追究机制并未表现出东亚模式的血腥，更多地体现于个人尊严、问责政治文化和完善的法律规定。 在西方，现代意义的政府问责最早发端于英国。1742年，辉格党领袖、内阁首相罗伯特·沃尔波，因失去了下院多数的信任而被迫率内阁集体辞职，“内阁失去下院多数信任必须辞职”就成为英国一种不成文的制度。 而今，行政问责已成为西方政治最基本、最常用的制度，西方社会已形成一种官员对自己言行和决策承担责任的文化。从政府到民间，人们已经形成一种政治惯例和习惯性思维，即某官员出现失职、渎职并造成不良后果或损失，或者个人行为不端，该官员就应立即主动出来公开道歉，甚至辞职。 德国是西方把问责制发挥到极致的国家，“政治洁癖”成为正常官场生态。1993年，德国经济部长默勒曼辞职，原因是他用官方信笺为远房亲戚的一个小发明做广告；前几年，德国绿党主席厄兹德米尔被发现用出公差积累的飞行里程换机票去度假，被迫辞去议员职务。这两年，从前总统伍尔夫到前国防部长古滕贝格，再到前欧洲议会副议长科赫·梅林，其辞职原因居然是房贷优惠、学术论文造假等在国人看来“鸡毛蒜皮的小事”。 回看国内，问责制和“耻感文化”曾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尚书·大传》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则责司徒。”《史记·循吏列传》记载，春秋时期晋国一位一向秉公不阿的典狱长李离，因发现自己错判死刑而引颈自戕。 最近，刘亚洲将军在谈甲午战争时就曾指出，春秋时期，中国人性格阳刚勇武，到处是慷慨悲歌、侠肝义胆之士。秦以后，由于奴化教育，外加元、清两个马背民族的奴化统治，中国人的血性几乎被摧残殆尽。于是，耻感文化越来越鲜见于官场，令人叹息。 而今，我们已经建立了一系列官员问责制度，但从实践层面看，我们官员的问责与担当意识与西方和韩日还有不小差距，尚处于1.0阶段，可谓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