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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历代诗话“钦异拔新,迥乎时论” 　摘 要：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钟嵘的《诗品》构建了系统的诗歌批评标准并体现出富有创建性的诗学思想：以“体”为标志的风格流派论、融比较叙评于一炉的诗评方法论、以抒发“怨”情的对象的诗歌本质论、以“滋味”为高妙境界的诗歌鉴赏论。这些钦异拔新、迥乎时论的理论对我国文学理论尤其对诗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关键词：体 比较叙评 滋味说 “怨”情 　　钟嵘的《诗品》是我国第一部诗歌理论批评专著，也是第一部系统的自觉的文学批评著作，素有“诗话之祖”、“诗话之源”之美誉，与同时代的《文心雕龙》堪称六朝文学批评史上的双璧。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话》中曾这样高度评价：“《诗品》之于论诗，视《文心雕龙》之于论文，皆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祖也。”钟嵘的诗歌批评有着独特的、完整的理论系统，多方面探讨了诗歌的风格流派、诗评方法、诗歌本质、诗歌艺术美的鉴赏等问题以及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品评。他富有创建而新颖的诗评命题对后代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本文拟从上述几个方面解读之。 　　一、以“体”为标志的风格流派论 　　风格即风度品格，体现创作中的艺术特色和个性；流派指学术、文艺方面的派别。风格流派是文学流派的基本标志，无论是派系的选择还是代表作家的产生，其指向都是独特的流派风格。可以说，没有独特的流派风格，就没有流派。钟嵘在其《诗品》中评述部分作家及追溯诗风渊源时，明确地运用了“体”字，以表现其对这种现象的关注。如评谢灵运：“其源出于陈思，杂有景阳之体。故尚巧似，而逸荡过之，颇以繁芜为累。”评陶渊明诗：“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钟嵘《诗品》所说的“体”，即体貌特征，其含义与现代人所说的“风格”大体相近。“景阳之体”，即张协的创作风格；“文体省净”，即陶渊明的创作风格是用语干净利落，不假雕饰。从上面不难看出，钟嵘以“体”为标志论作品风格与作家个性创作风格时有意与某种文学传统联系起来。对于以“体”为标志来品评风格流派，并非钟嵘独创，在当时的文学传论中多有运用，如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就曾对汉魏文体的流变追溯到《诗》、《骚》：“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其中“文体三变”即指出汉魏以降文学风格流派的渊源、传承与流变关系。但至钟嵘之论“体”，见解更加明晰而富有穿透力，更趋系统性、全面性。 　　钟嵘以“体”论诗家风格流派，注重在文学史的纵向传承中追溯某一作家风格形成的历史原因。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话》中评价这种批评方式时曾指出：“如云某人之诗，其源出于某家之类，最为有本之学。”基于这种批评方式，钟嵘把自建安以降的五言诗大致分三大流派：国风派、小雅派和楚辞派，而以国风派和楚辞派为主。《国风》派作品其“体”具有雅怨而悲壮的特点。在这一风格类型的发展中，又衍生出古诗的质朴与曹植的华茂两大支流。《诗品》说曹植的诗：“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属于曹植这个支流的，有陆机、颜延之、谢超宗等人。即使是对同一支流中的作家，钟嵘也能做到明察秋毫，区分出他们“体”之间的不同，如《诗品》评陆机时说“其源出於陈思”、“才高词赡，举体华美”，就与曹植的“体被文质”、“词采华茂”有所差异。《古诗十九首》“其体源出於《国风》。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继承《古诗》“体”的是刘桢、左思。《诗品》评刘桢的诗“源出于《古诗》”。受刘桢影响的有左思，“其源出于公干（刘桢）”。在钟嵘品评的五言诗人中，属于《楚辞》“体”类型的更多，这种“体”类型的特点是怨而愤、悲而少壮。和《国风》比较起来，《楚辞》“体”缺少“雅”。直接受其影响的是李陵。《诗品》评李陵：“其源出于《楚辞》。文多凄怆，怨者之流。”李陵又影响到班婕妤、王粲、曹丕。评王粲：“其源出於李陵。……在曹、刘间，别构一体。”评曹丕：“其源出於李陵，颇有仲宣之体。”张华、张协又受王粲影响，鲍照、谢瞻、谢混、袁淑、王微、王僧达等人又受张华影响。《诗品》对同一风格流派作家诗风之间的差异品藻也进一步昭示出五言诗嬗变传统和革新的辩证关系，意即传统是前提、革新是指归。这样钟嵘以“体”为立足点，对诗家风格流派不厌其烦地进行层层梳理、整合，条分缕析，逐本溯源，形成了鲜明的风格流派意识，又注意到诗歌继承与变革。这一理念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中国古代文论中有关文学风格流派问题的理论已初具体规模，并在思辨层面达到了较高水平。 　　二、融比较叙评于一炉的诗评方法论 　　《诗品》在品评繁多的诗家英华时能做到有条不紊、脉络清晰，这得益于其富有特色的诗评方法。《诗品》有关诗评方法的运用，大致有两类方法：一是比较方法，一是叙评方法。 　　曹旭认为：“《诗品》的比较批评方法是古代文论中具有特色的经典。”钟嵘品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