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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　　《诗经》本名《诗》，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古代乐歌总集，所辑多是周初至春秋中叶的作品。春秋末期，经孔子整理删订，共收诗311篇，其中6篇为有题目而无文词的“笙诗”，实际收录诗歌305篇，举其成数，故又称《诗三百》。到汉代时，被列为儒家经典之一，才称作《诗经》，并沿袭至今。《诗经》分“风”、“雅”、“颂”三类：“风”是民谣、土乐，含周南、召南、邶、、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十五国“风”，共160篇；“雅”用的是周朝王畿的乐调，根据音节律吕分为大雅、小雅，共105篇；“颂”多采庙堂祭祀舞曲，含商颂、周颂、鲁颂，共40篇。这些乐歌题材十分广泛，从各个方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社会各阶层的精神风貌及各地的风俗习尚，洋溢着浓厚的乡土风韵、人伦情感、人本意识，具有“美刺”的社会功能，奠定了我国诗歌现实主义的传统。其句式以四言为主，多用复叠式章法和赋、比、兴的表现手法，语言质朴优美，音节和谐明快，形象鲜明，寓意深刻，富于艺术感染力，堪称中国诗歌史的辉煌开端。 〔集评〕　　《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汉〕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　　夫诗者，论功颂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训，虽无为而自发，乃有益于生灵。六情静于中，百物荡于外，情缘物动，物感情迁。若政遇醇和，则欢娱被于朝野；时当惨黩，亦怨刺形于咏歌。作之者所以畅怀抒愤，闻之者足以塞违从正。发诸性情，谐于律吕。故曰“感天地，动鬼神，莫近于诗”。（〔唐〕孔颖达《毛诗正义序》）　　昔仲尼所删诗三百篇，初传卜商，后之学者，以师道相高，故有齐、鲁（韩、毛）四家之目。（〔唐〕皎然《诗式》“李少卿并古诗十九首”）　　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亲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发于言者，乐而不过于淫，哀而不及于伤，是以二篇独为风诗之正经。自《邶》而下，则其国之治乱不同，人之贤否亦异，其所感而发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齐，而所谓先王之风者，于此焉变矣。若夫《雅》、《颂》之篇，则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庙乐歌之辞，其语和而庄，其义宽而密，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固所以为万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于雅之变者，亦皆一时贤人君子，闵（悯）时病俗之所为，而圣人取之。其忠厚恻怛之心，陈善闭邪之意，尤非后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诗》之为经，所以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而无一理之不具也。（〔宋〕朱熹《诗集传序》）　　汉儒言诗，不过美刺二端。《国风》、《小雅》为刺者多，《大雅》则美多而刺少，岂其本原固有不同者欤?夫先王之世，君臣上下有如一体。故君上有令德令誉，则臣下相与诗歌以美之。非贡谀也，实爱其君有是令德令誉而欣豫之情发于不容已也。或于颂美之中，时寓规谏，忠爱之至也。其流风遗韵，结于士君子之心，而形为风俗，故遇昏主乱政，而欲救之，则一托之于诗。《序》曰：“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然则刺诗之作，亦何往而非忠爱之所流播乎?是故非有爱君之心，则天保既醉，只为奉上之谀词。诚有爱君之心，则虽《国风》之刺奔刺乱，无所不刺，亦犹人子孰谏父母而涕泣随之也。（〔清〕程廷祚《诗论》十三） ? 卫风·伯兮 〔汇评〕　　《伯兮》，刺时也。言君子行役，为王前驱，过时而不反焉。（《毛诗序》）　　《伯兮》，人有从武庚而伐卫者，室家忧而作。一章二章赋也，三章比而后赋也。四章赋也。（〔汉〕申培《诗说》）　　范氏曰：“居而相离则思，期而不至则忧，此人之情也。文王之遣戍役，周公之劳归士，皆叙其室家之情、男女之思以闵（悯）之，故其民悦而忘死。圣人能通天下之志，是以能成天下之务。兵者，毒民于死者也。孤人之子，寡人之妻，伤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灾，故圣王重之。如不得已而行，则告以归期，念其勤劳，哀伤惨怛，不啻在己。是以治世之诗，则言其君上闵（悯）恤之情；乱世之诗，则录其室家怨思之苦，以为人情不出乎此也。”（〔宋〕朱熹《诗集传》卷三）〔赏析〕　　《伯兮》一诗以一位在家独居的妻子内心独白的方式，表达了对从军的丈夫的思念之情，其内容、意境及表现手法对后世闺怨诗的创作有深远影响。　　诗一开篇就以“伯兮”唤起，可见妻子对丈夫爱之深与思之切。接下来就以自豪的口吻从英武与善战两个角度夸耀丈夫，既显示妻子对丈夫爱的深挚，又说明妻子以国事为重的心志，诗以此为基调，自然高昂而不低沉了。　　由于对丈夫由衷地敬佩，所以妻子的这种爱就愈加深厚，思念之情也就愈加强烈。从第二章开始，便以思夫之苦来表现其爱之深。诗首先从最富女性特征处着笔，来展示其心灵世界。梳妆，这几乎是女性展示自己女性美的一种天性，然而自从丈夫出征后，妻子苦苦思念，无心再去梳洗打扮，整天蓬头垢面，对爱的痴迷专注情状作了绝妙的描述。　　如果说前二章用了“赋”的直叙方法，第三章开头二句便改用了比兴的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