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66秦汉的碑刻与钢铁冶金技术-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doc

秦汉的碑刻与钢铁冶金技术 金岷彬 题记：任何记载并传世的古典文献，都有其具体的形式与内容，都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体。对于古典文献的研究，多数学者是从文献的内容着手。笔者是学工程技术出身，个人的知识结构里历史知识和文学知识贫乏，这种知识结构却又帮助笔者用工程技术的思维方式从文献的形式着手，去探讨传世古典文献的具体形式及其生成技术，以及文献的表现形式对文献流传的影响。 正文： 在中国的碑石研究方面，对于周秦刻石和西汉时期的碑石制作起步，以及从东汉起逐步形成了刻碑的社会风气，最终成就了中国的碑石文化，许多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作了研究和论述。这些研究和论述本身已成为中国碑石文化的有机部分。本文试图从另一个新的角度，就是攻石刻字的技术工具发展过程，来探讨碑石工具的变化和发展对碑石文化发展所起的作用。 历史学界公认，铁器工具的使用，促使了中国历史从奴隶制社会进步到了封建社会，铁器工具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生产力标志。笔者接受学者们的这种观点，并进一步把社会生产工具的发展变化用来具体分析中国碑刻发展这种专门性领域，认为铁器工具技术的进步，是奠定了中国碑石文化根本性的 形而下因素。有了形而下之器的铁器工具基础技术，才有了石头上普遍刻字的可能，也才发展出了石头刻字永世长存的意识和观念，才进一步发展成为系统性的中国碑石文化里的形而下之器与形而上之道。 1, 秦代及先秦时代的刻字石搜索 文物考古和碑刻史的专家们对秦代和先秦时代的刻字石做过专门的搜索，赵超先生在《石刻史话》[1]一书里记述道：“追寻起来，现存最早的文字石刻，可能要算在河南安阳殷墟侯家庄发现的一件商代晚期石簋（一种古代的食具）。在这件白石雕成的簋耳上刻有器主的名字，书体与当时的甲骨文相似。除此之外，现存的自商周至秦代以前的大型石刻，只有秦国的‘石鼓文’、‘诅楚文’，中山国的‘守丘刻石’等寥寥几种。”（P19） 依据金其桢先生的《中国碑文化》[2]考证，在秦始皇时代，一共立了九块纪功刻石，它们是：①②③④始皇二十八年（BC219）《峄山刻石》、《泰山刻石》、首块《芝罘刻石》、琅琊台刻石；⑤⑥始皇二十九年（BC218）《芝罘刻石》、《芝罘东观刻石》；⑦始皇三十二年（BC215）《碣石门刻石》；⑧始皇三十五年（BC212）《东海上朐界刻石》；⑨始皇三十七年（BC210）《会稽山刻石》（P40）。 此外，《史记·秦始皇本记》里还记录了秦始皇三十六年（BC211）天降陨石，黔首百姓在这块天石上刻字诅咒暴君而遭屠杀一事，后文还要论述这件刻石。 历史时代越久远，能完好遗存至今的文物就越少，这是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上古时代的石刻遗留极少的技术方面因素，就是那时还没有“像样”的有力的刻石工具，不能在石头上大量刻字。 2, 西汉时代的碑刻及石刻物 《中国碑文化》里记载，“据查考，现在所知的从全国各地所发掘出来的真正的西汉刻石仅有十余块：《群臣上寿刻石》、《鲁北陛石刻字》、《霍去病墓石刻题字》、《杨量买山地记》、《五凤刻石》、《【鹿 / 灬 】孝禹碑》、《东安汉里刻石》、《吾摄两坟坛刻石》、《禳盗刻石》、《王陵塞石》、《甘泉山刻石残字》、《莱子侯刻石》、《通互山摩崖石刻》、《汉武帝泰山玉皇顶无字碑》。 “至于其它还有一些相传为西汉刻石，如《广川令高峻残碑》、《君讳达残碑》、《水衡都尉边达碑》、《治三郡等字残石》、《曹白茅等字残石》、《朱博残碑》、《造署舍题记》、《殷微子墓四字体刻》等，经专家鉴定均为不可信的伪刻。”（P55） 本文的任务不是去鉴别古碑刻的真伪，或者讨论其文字内容，或者讨论碑刻形制；所以笔者只是客观地引用其他先行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结果。上述研究文献详列碑目表明，留存至今的西汉时代的石刻数量非常稀少。 也是在《中国碑文化》一书里，引用了旁的学者提出西汉碑刻遗存稀少的原因是，王莽篡汉之后，为了自己政权的利益而有意识地毁坏汉代碑石（P55）。这个观点指出了西汉碑石未能妥善流传后世的原因，其立论的出发点是碑石已经被刻了出来。而本文的主旨论点，则认为西汉时代的刻石工具还没有发展到可以方便大量刻碑的地步，西汉本身就没有刻出多少碑石。再加上王莽的政治毁碑，西汉时代的碑石能传留到今天的确实不多。 3, 东汉时代的碑刻及画像石 东汉时代的碑石多了起来，留存至今的东汉碑石数以百计；在后世也发生过类似“王莽毁汉碑”那样的恶意毁碑，显然只有当世时的碑石数量多，才能在历劫之后的幸存数量也多一些。 东汉时期的石刻，不但社会应用普遍，而且还发展成为了几个门类体系，有文字碑刻，有画像石刻，有石头雕刻作品，有摩崖刻石，还有建筑类的石阙等石头构筑物。 在《石刻史话》一书里，对东汉时代的石刻作过很形象的高度评价：“如果把中国古代的石刻发展过程比作一条源远流长的大江，那么，从上古三代至西汉这漫长的阶段中，各种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