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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俗学三十年的发展历程
中国民俗学三十年的发展历程
高丙中
重视民风民俗,是中国至少从周代就开创的一项文化传统,从《诗经》、汉魏乐府民歌、《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荆楚岁时记》以降一直沿袭下来。但是,作为一门现代学科,中国的民俗学从比较宽泛的意义来算大概只有90年的历史,从比较严格的意义来算,只能说是最近30年才成熟起来。在西学东渐的大潮中,一些学者得风气之先,借鉴西方的学术资源,引入搜集口头传统文学和调查风俗的方法,逐步在中国学界发展出关于民间文化的各个门类的学术事业。这种学术,先是多学科学者的“业余”爱好,然后才发展成专业的人才队伍;先是以非正式学科体制的方式运作,后来才有机会成为国家学科建制中的一个专业。
从知识生产的定位和学科性质来说,中国的民俗学是在学人背景、研究目的、研究方法都很驳杂的“民俗研究”中得以专业化的。与此同时,中国的民俗学是从偏重文史的人文学科嬗变为社会科学的。这两大关键性的转变无疑依托于一直以来的学术积累,但是,转变的完成却是最近30年的成就。
在回顾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历程的时候,对“民俗研究”和“民俗学研究”、人文学科定位和社会科学定位进行辨析是有意义的。西文的“民俗”是folklore,字面意思是“lore of the people”,人民的知识,包括传说、歌谣等口头文学,节庆活动、祭祀仪式等中文通常说的民俗,还有囊括各种手工技艺的民间工艺、民间艺术,等等,实际上相当于包罗万象的“民间文化”。文学界的学者在“民间文学”名义下研究神话、故事、诗史、歌谣等体裁,艺术界的学者在各个分支专业的名下研究民间舞蹈、民间音乐、民间美术等门类,宗教学者在研究民间信仰……我们可以把这些研究都归入“民俗研究”(或“民间文化研究”),但是,它们并不必然是“民俗学研究”。构成“民俗学研究”的要件是两个方面,一是相互认同的知识共同体,一是以对方法和对象的共同关怀(共识和对于争议的共同参与)为前提的研究。这是民俗学成为科的学术条件,此外,它还需要制度的条件,也就是要在国家的教育和科研体制中占有一席之地在国家制度中有一定的位置,才可能是名副其实的学科。
民俗学在西方产生的时候就是从搜集民间文学开始的,其研究首先重视的也是材料的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歌谣》周刊是中国民俗学的第一个专门刊物,也不是偶然的,也是因为中国的民俗学长期是人文学科的定位。在最近30年里,民俗学界得以形成之后,逐渐重视实地调查,从侧重文本分析转向通过民俗理解当下的社会与人,分析社会变化与传统的传承之间的关系,分析日常生活细节与国家共同体的
文化建构关系。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民俗学同时也发挥了固有的人文历史关怀的优势,使自己与其他的社会科学如社会学、民族学等区别开来。
一、中国民俗学的起点与新起点
中国民俗学从1918年算起已经有90年的学科历史。民俗学(folklore)是19世纪在欧洲兴起的现代学科,主要研究生活中留存的传统性的口头文学(民间文学)和生活方式(民俗)。它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其诞生礼是1918年2月由北京大学发起的征集全国近世歌谣活动1。中国民俗学从1920年代获得快速发展,以《歌谣》周刊(北京大学)、《民俗》周刊(广州中山大学)为主要舞台展示自己的成就。这样一种发生学的起点在学术上包含着两个特色。一是整个学界对“民间”(民歌、风俗等民间文化)的重视,倡导、参与的学者都是当时多学科的名家,如刘复、沈尹默、胡适、周作人、鲁迅、沈兼士、钱玄同、常惠、顾颉刚、容肇祖、林语堂等,他们对民俗现象的介入用“民俗研究”的范畴才能够涵盖,然后以此为基础发展出
更专业的民俗学研究;二是他们偏重人文学科的理论方法取向。
到1950年代,民俗学在中国以“民间文学”的名称在大学中文系的教学队伍和课程设置中存在,借“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组织凝聚着全国的学术队伍。受全国民族普查的调查成果和人才培养的影响,也与1930-40年代的西南民族民俗调查的传统一脉相承,在1956年,潘光旦、吴文藻、杨成志等教授为国务院起草了《中国民俗学十二年远景规划》,提出了建设超出文学范围的民俗学的方案。可惜的是,从1957年之后到文化大革命结束,除了大跃进民歌、反帝反封建的口头文学(如长工斗地主的故事)等民间文学因为能够为政治所用而受到注以外,民俗学的规划并没有付诸实施,反而是民间文学的研究机构和大学课程都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取消了。因此,解放后可以从事学术活动的时期,中国的民俗学在对象上是更偏重民间
文学,在学术取向上更偏重人文学科,而对生活方式民俗的调查研究是在民族学、社会学的学科里进行的。
民俗学也可以算是从1978年开始恢复的。这年秋天,钟敬文先生起草了《建立民俗学及有关研究机构的倡议书》,亲自请顾颉刚、白寿彝、容肇祖、杨堃、杨成志、罗致平联名,递交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同年12月,乌丙安和刘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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