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格局深刻变化中找准民族文化发展方位.docVIP

PAGE  PAGE 4 在世界格局深刻变化中找准民族文化发展方位 　　为了对我们时代的文学特征有更全面的了解，2006年10月27日至29日，《外国文学》杂志社与安徽大学外语学院在安徽大学联合主办的“空间#8226;政治#8226;文学”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高校与科研机构的陈正发、张中载、赵一凡、仲跻昆、马海良、蒋洪新、虞建华、陈永国、刘军等近百名学者围绕文学与现代都市、文学与乡村、文学与帝国――文学中的后殖民主义视角等话题展开了深入而广泛的研讨。 　　全球化时代文学与理论的发展状况和动向是与会者关注的焦点。程锡麟介绍了当代美国著名批评理论家文森特#8226;B#8226;里奇（Vicent B.Leitch）和罗伯特#8226;斯科尔斯(Robert Scholes)的近著。里奇对20世纪后半叶以来批评理论的发展状况和趋势作了总结，并且对文化研究的范围、目标和作用进行了评价。他指出，20世纪后半期在北美出现了理论的繁荣，而到20世纪90年代，又不断出现理论“死亡”、“结束”和“理论之后”的声音。里奇表示，理论有着漫长的历史，“理论的过去表明它有着未来”。 在文学研究走向问题上，他认为，研究文本经典时采用的批评方法还将继续扩大，并且被分割成不同的种类、范围和模式。文学的定义也将继续扩展。它不仅包含了经典文学，而且还包括文学和通俗文学（通俗爱情故事、哥特式恐怖小说、科幻小说、神秘小说、侦探小说及西部文学）。超文本小说很快就会被纳入文学范畴，更不用说会出现其它的新形式。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类别和形式的等级会被推翻。斯科尔斯同样谈到了理论和人文学科的兴衰问题。他认为，理论表面上的失败，是因为它转错了方向，钻进了死胡同，要从中走出来，就需要回到人文学科（包括理论）的根。程锡麟认为，通过这两位学者的论述，可以获得这样的启示：第一，理论对于人文学科来讲是必需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理论已经成功了，理论并未死亡； 第二，理论在过去几十年里的发展有忽视文学的美学尺度、脱离文学研究的倾向，因而出现了明显降温、甚至被一些学者冷落的转向。第三，人文学者需要不断拓宽研究领域，守卫和发展人文学术的传统。 　　陈正国介绍了著名的后现代哲学家德勒兹（Gilles Deleuze）与反映论对立的文学观。在德勒兹看来，把虚拟空间（语言、文学、观念）与现实空间（生命、自然）两个空间联结起来时，有关“文学是什么”这一问题就成了“当生存的问题与书写的问题密不可分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德勒兹以卡夫卡、福克纳、波德莱尔的写作为例指出“文学是在已然生活和现行生活的经验之外穿行的生命进程”，陈正国指出，其蕴涵的思想即：文学本身就是生活。德勒兹由此又进一步指出，作家写作是在欲望受阻、渴求受到压抑的状态之下进行的，写作就是一种感觉。也正因此，人们说作品就是作家本人，作品就是生活本身。 　　在探讨当代经典作品时，与会者大多运用了后殖民主义视角，把文学与地域、政治、文化密切联系起来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与思考。索宇环介绍了福斯特的经典小说《印度之行》的空间化叙事艺术。他指出，小说的文本结构、情节、主题思想、人物性格实际上是被一系列有个性、有内在联系的空间组织起来的。这些空间按照其叙事目的可划分为政治空间、文化空间、心理空间和道德空间。叙事是空间化的，空间是叙事性的。空间与叙事进行着多维度的纠缠和渗透，为叙事提供了广阔和旋转的舞台。 　　 美国作家托妮#8226;莫里森的创作多探讨了黑人亚文化与白人主流文化矛盾对立的现实和互补融合的可能性，表现出她对全球化时代价值取向的思考――在白人主流文化冲击下黑人何去何从的问题。不少与会者认为，莫里森的作品对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读者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启示作用。当前，全球化给我们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但同时也冲击并影响着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能否在全球化浪潮中找到民族自我的存在价值和文化定位，解决好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关系，成了我们不可回避的问题。 　　 南非作家库切的《耻》是一部有着鲜明空间意识的小说，引起不少与会者的关注。石嵩指出，这部作品以震撼人心的笔调向读者呈现了后现代和后殖民场景中人类不同种族之间交往及同种族内部人与人之间交往所面临的种种困境，及人们在困境中所表现出的无序的生活状态。李英认为，由《耻》可以认识到，当前的文学创作往往不再局限于诉诸感官的内部空间的精微，而转向表述外部空间的复杂，这种复杂空间与乌托邦对立，表现了社会的不完美。作者库切并不试图对这一复杂场景???的体验进行历史化的阐释，也不在意对处于其当下的人进行传统人文主义的反思，他所做的只是对其中复杂的文化、政治和“自我-他者”边界的不断逼近和拷问，质疑刻板的民族主义和本土主义的二元对立结构关系，以展示其不能被历史叙事修复，并赋予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