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青春写手”们的风光背后.docVIP

PAGE  PAGE 6 在“青春写手”们的风光背后 　　写作在许多80后的作家那里，成了一件轻松的事情。这些年轻的作者在成名之后，大多以令人乍舌的速度，接二连三地写出新的长篇小说来。郭敬明、韩寒、春树、张悦然等，都以无以伦比的快捷，制造着长篇出版业的当代神话。无可否认，这其中的原因，部分是因为写作工具和手段的现代化所致，比如电脑写作就使得原本耗时费力的修改、誊抄变得异常简易。但很显然，这个原因是次要的。然而，难不成是这些作家确有深厚的积累以供一系列的长篇来展开么？令人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只要稍加留意即可发现，这些作品存在着令人遗憾的雷同。这些雷同，并不如昆德拉所说，是“第一部小说主题的出色的变奏”，反而多是毫无新意的复制。即使是同一个作家看上去很不相同的几部作品，比如韩寒的写作，也会发现后续的小说在写作水准上大打折扣。 　　这些大量的写作泡沫的产生，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商业机制运行过程中必然要求批量生产来保证利润的不断攫取。无论是“偶像派”（韩寒、郭敬明、春树等）还是“实力派”（张悦然、李傻傻、胡坚等）在成名后，都无不受制于这一规则。事实证明，他们的新作总是在大量稿约的催促下完成的。在《十爱》的自序《写给令我废寝忘食的爱》里，张悦然说：“我常常是两天或者三天没有出房门，冰箱里的食物早已被吃光了，但仍旧不肯出门来买。从床走到浴室大约是十米，从床走到写字桌的电脑前面，大约是十五米。我就是在这二十五米的距离里活动。写得倦了就去床上，床头有丰富的书和杂志，还有缓解疲倦的眼药水。除了接几个电话，一天里我不必说话，渐渐陷入一种失语的状态。”很显然，这是一种典型的闭门造车式写作。如此她的写作资源如何不穷绝，写作状态怎能不困窘呢？文学史上自然不乏在庞大稿约下依然写出杰构的作家，例如巴尔扎克。但这种罕见的例子并不足训。而且从巴尔扎克的作品实际来看，他为数众多的作品有效地处理了质量和数量的矛盾。历史表明，巴尔扎克正是以其恢宏的视野、卓越的洞见以及难以弥合的内心冲突建树了其不可替代的写作价值，从而有力证实了这些浩瀚的作品并非出于图利的写作目的。反观当下这些年轻的作家，源源不断地写作并没有增加这个时代文学的精神重量，不过表明了他们是如鱼得水的市场宠儿而已。 　　商业规则对青春写手们的伤害还不止是稿约的催逼。在对他们进行包装、宣传时，许多出版社一般都会给这些作者贴上某种广告标签，这种标签在实际上是一道紧箍咒，潜在地限制着这些作者的叙述纬度。比如用“青春玉女”的旗号来推介张悦然就在无形中对她的写作起着规约作用。当张悦然把这种外在的暗示、命名转化为自己写作准则的时候，她往往不敢触及自己真实而隐秘的内心世界，特别是有损于玉女形象的那些叙述细节。从作品中来看，张悦然似乎刻意要从70后的“美女作家”的写作窠臼中挣脱出来，把自己置于与“美女作家”尖锐对立的位置。这种根源于“出版权力”的钳制和束缚对于张悦然写作的破坏是可以想见的。 　　不仅如此，图书市场的成功也牵引着“青春写手们”堕入成名的悖论和陷阱中。因为志得意满之日常常是内心冲突丧失之时。自古以来，文学就是私人的事业，记载的多是个体孤独的生命历程。在中华民族的文学史上，曾经有许多关于文艺创作规律的至理名言，如“文章憎命达”、“诗穷而后工”、“不平则鸣”、“赋到沧桑句便工”等等，它们无不揭示出成功的写作背后的永恒秘密和不变规律。蒲松龄正是因其“孤愤”，才谱写了许多动人的篇章。曹雪芹用他的“辛酸泪”，才泣成“千红一窟，万艳同悲”的千古绝唱。伟大的作家，无不在作品中寄寓着刻骨铭心的悲剧体验。可是，在当下年轻作家那里，年少成名使得他们成为各路媒体竞相追逐的焦点，在同龄人艳羡不已、顶礼膜拜中，俨然以他们的文化偶像自居。在风光无限的境遇中，他们的写作正在丧失力量，仅仅参与着商业利润的制造和分享。原本宝贵的个体意识因为缺乏对“写作繁荣”的必要警惕而蜕变，在不知不觉中成了公共意识和大众心理的代言和奴隶。在五、六十年代，许多红色经典的诞生是当时的集体创作班子炮制而成的，最终不免沦为公共意识形态的传声筒而声名狼藉，并逐渐为人遗忘。如今，这些经过市场策划、定位、包装、宣传和炒作的青春写作，又成了新的大众消费口味和公共审美意识的产物。当历史的喧嚣平息后，这些青春写作将会怎样，我们籍由红色经典的命运，便不难蠡测了。 　　总之，这些经由新概念作文大赛迅速扬名的“少年才子”，在度过青春期的感伤和激愤后，写作慢慢变得平庸，呈现出与现实和解、与存在无关的虚假面貌。即使是最被许多批评家看好的张悦然，也走上了生冷险怪的“旁门左道”。在她新近出版的长篇《红鞋》中，就出现了许多血腥而惊悚的病态叙述。其中看不到作者类似于先锋小说家们的潜隐的批判意识，也没有“恶之花”式新奇的审美体验，只剩下类似于低级恐怖片的那种恶俗感。这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