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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PAGE 8 回到存在本身 　　在2010年的最后一天，史铁生突然去世，文学界一时哗然。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有不少作家、批评家和读者通过各种形式表达了对史铁生的追怀。《我与地坛》影响甚巨，在史铁生去世之后，这部作品不断被提及。不管是批评家还是普通读者，要理解史铁生或其创作，都很难完全绕开《我与地坛》。 　　 　　 　　一、《我与地坛》与中国当代 　　 散文写作伦理的变迁 　　 　　虽然《我与地坛》具有艺术上的自足性，但是要真正认识到它的价值，还是需要有一个历史的视野。也就是说，我们只有把它放置在中国当代散文史的脉络中进行观察才能得到恰切的理解。 　　散文并无固定格式，书信、日记、读书札记、旅途见闻，甚至墓志铭，都属散文之一种。散文也有多种功能，可言情，也可载道；可记事，也可状物。依照不同的功能，散文也形成了多种不同的形态。遗憾的是，在进入当代以后，散文因被看作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它所蕴含的功能就自然而然地被削减了，散文的写作形态也因此变得异常单一，有真性情、诚实、可信的文字实在是太少太少。特别是在建国后一直到八十年代，报告文学占据显赫地位，其他形态的散文尽管没有完全消散，却也被格式化了，写什么，怎么写，为谁写，都有一定的规则。报告文学读多了，人是会厌倦的；过于宏大的叙事与抒情，也很容易让人退避三舍；动辄盲目升华，既不可信，也不可亲，甚至会让人觉得无法接受。在中国当代，诗歌写作的革新实验，在1980年代，甚至是在1970年代就已在酝酿；小说写作的革新实验，在1980年代中期也形成浩大声势，硕果累累；散文变革获得较大进展，却要等到1990年代初。《我与地坛》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它的初稿写于1989年，1990年定稿。虽说史铁生谈不上是中国当代散文变革的主将，《我与地坛》却堪称是这一变革中的一枚重要果实，是这次革新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作品。要说《我与地坛》的文学史意义，恐怕就在于它有效地让散文从过分政治化的境地中脱离开来，切实地回到了存在本身。 　　 　　 　　二、有“我”的写作 　　 　　从中国当代散文史的序列来看，《我与地坛》有一个特点很值得我们注意：它的写作，不再是为工农兵代言，而是回到个人存在的具体性，直接面对史铁生自己的存在处境发言。 　　史铁生1951年1月4日生于北京。1969年，他遵照国家的相关政策到陕西延安插队。20岁那年，他的双腿开始出现问题，于是回北京治疗，可惜效果并不理想。他从此坐起了轮椅，成了一位残疾人。从1974年开始，史铁生在一家街道工厂谋到了一个差事：画彩蛋。他并不喜欢这份工作，与此同时，他开始学习写作。除了双腿，后来史铁生的肾也出了问题。可以说，残疾是史铁生一生中所要面对的最严峻的存在困境。同样让他十分悲伤的是，在1976年，与他相依为命的母亲去世了。这些重大的事件，在《我与地坛》中都有所涉及。“我”的存在印记，在《我与地坛》里非常鲜明，甚至可以说是无处不在。 　　在这篇文章中，史铁生的笔触始于地坛。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描写地坛时，也总是藏着一个“我”在里面，总是与“我”有关的。他提到，在两条腿残废后的那最初几年，“我”找不到工作，也找不到去路，这时候，“我”就摇着轮椅到地坛那儿去，“仅为着那儿是可以逃避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我与地坛的“我”，可谓是大有意味。进一步而言，我与地坛的“与”，也意味甚深。简单而平常的一个与字，写出了“我”与地坛的姻缘之深。正是基于“我”的这种不堪的境遇，基于“我”个人的存在疑难，“我”与地坛才获得了一种血肉相连般的联系，“与”字正是对这种存在关联的提示。如果说地坛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的话，那么对于“我”来说，地坛首先就是一个与“我”的存在密切相关的生活世界。它既为肉身性的“我”提供了一个切身的去处，也为精神性的“我”提供了一个得以自由冥思的空间。 　　因此，“我”与地坛就不是像水在杯子当中，桌子在屋子当中，书在抽屉里这样单纯的物理意义上的空间关系。水脱离了杯子，水照旧是水，杯子也照旧还是杯子；桌子离开了屋子，桌子也照旧是桌子，屋子也照旧还是屋子；书远离了抽屉，书照旧还是书，抽屉也照旧还是抽屉。这种远离，仅仅是空间意义上的变更，不会导致彼此在形态、性质上发生丝毫改变。可是对于“我”而言，地坛是“我”的生存得以展开、得以形成、得以成其本质的存在境域。“我”之存在的种种可能性，是在和地坛照面、相拥的过程中形成的。一旦少了地坛，“我”就少了一条通达存在的通道；离开了“我”之存在的切身与具体，地坛也不复是有血有肉、若有生命的地坛。即使有另外一个人给它打上存在的印记，地坛的面影也将大不相同，不可与史铁生的地坛同日而语。 　　对于史铁生而言，地坛除了是一种空间性的存在，还是一种具有存在论意味的关联方式。如果说《我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