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射“机关枪”的大婶(外一篇).docVIP

PAGE  PAGE 4 发射“机关枪”的大婶(外一篇) 　　我拐过巴黎香榭丽大街,来到静悄悄伫立一旁的大宫,纯粹是为了寻找厕所。在大宫前买门票时,以为是例行的宫殿参观,所以不顾售票小姐略微惊异的眼光,急切地买了票跨进去。事后想想,可能是这样的地方鲜见亚洲面孔吧,所以售票小姐很怀疑我是否真的想进去参观。 　　没想到里面是一个很时髦的法国现代艺术展。确实没有亚洲面孔,更别说中国人。但是很快,却看到被展览的中国人的形象。 　　大宫内的阳光显然比宫外还要耀眼,经过巨大的玻璃穹顶,阳光被聚合了照射下来,使整个大宫内部十分明亮,也分外温暖。 　　在最右边有一个铁支架,构成一个有三层楼高的方形铁塔,从塔顶传出不绝于耳的“嗒嗒”声,像是机关枪。 　　我好奇地看过去,突然明白“嗒嗒”声来自电视屏幕。画面上是一个手持傻瓜照相机的中国大婶,不管走到哪里,都无一例外地端起照相机狂拍。机关枪的“嗒嗒”声随着她摁快门的动作急促地响起来,看来制片人将她的照相机当成了机关枪! 　　仿佛上足了发条,大婶专心致志,勤勉急切地发射着“机关枪”。渐渐地,这位中国大婶开始满头大汗,照相机也由一个变成两个。她一手握一个,像双枪老太婆一样,“嗒嗒嗒嗒”,边走边射击。场景从上海的施工现场转移到苏州的小巷,最后,她浑身挂满了各种型号的照相机,甚至还单挑右腿,以一个武打的姿势,将相机从腿下伸出来,乐不可支地“嗒嗒嗒嗒”。凡她目光所触之地,无论是立交桥还是街头行人,无一幸免被她热情的“机关枪”击中。 　　我忍不住笑了,继而却感到深深的悲哀和淡淡的羞耻。 　　我感觉那个大婶就是我,我就是那种走到哪里拍到哪里的女人,尤其是在国外――所有的一切对于我来说都是新鲜的。特别是在美术馆、博物馆,只要允许拍照,我恨不得把所有角落都拍下来,因为我要带回去给我的孩子看。 　　然而,我也知道,拍了并不等于我看了。 　　 　　 　　名副其实的观光 　　 　　国外的博物馆里,大多数游客都戴了语音导游耳麦,静静地,一边看一边听,不慌不忙,仔细享受每一个瞬间。而我,则是捧了照相机,一个劲地拍照……即便知道不能打闪光,拍摄效果不会太好,还是要执拗地拍摄,用相机代替眼睛。 　　除了发现博物馆里只有我热衷拍照外,最大的发现是,在博物馆里很少看见中国人,因而,我已对一件无可奈何的事实见怪不怪――语音导游中除了有英文,大多有日语,却没有中文。 　　在阿姆斯特丹的安妮之家,一进门处放了一排各种语言的导游小册子,很罕见地,我发现了中文,但是我估计这一摞小册子很长时间也不会少――因为鲜见中国游客。而英文、德文,甚至日文的解说小册子一定更新很快。在我到安妮之家时,我刚看到一队日本旅游团兴致勃勃地从小屋出来。 　　在安妮之家的书店里,一本由博物馆编辑的书籍有二十多种语言翻译的版本,包括葡萄牙语、捷克语、西班牙语、日本语……我找了好几遍,依然很失望――就是没有中文。全世界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是中国人不来这样的博物馆,还是不买这样的纪念书籍?嫌贵还是不感兴趣? 　　到阿姆斯特丹的头一晚,趁晚上博物馆依然开门,我去了梵高博物馆,欣赏“闪烁的黑夜”梵高画展。从柏林来阿姆斯特丹时,就因为中国旅游社没有这个参观博物馆的项目,所以我只好一个人乘火车跑到这里,目的便是拜谒名家的画作,对于我来说,确是终身难忘的享受。但是,无论在梵高博物馆,还是在安妮之家,我看到的都是静静聆听语音导游的外国人。 　　不能说生活在阿姆斯特丹的中国人少,事实是我在阿姆斯特丹所见的中国人几乎是我在欧洲八个国家中见到最多的。 　　次日,在阿姆斯特丹,遇到来时火车上认识的几个年轻的中国学生,他们正在桥边拍照。一听说博物馆的门票一张15欧元,他们异口同声地大叫“太贵了,打死也不会去”。 　　接下来的一天我还碰到两个中国人,一个问我阿姆斯特丹什么值得看,听我说起梵高博物馆,他眯起眼睛,疑惑地盯着我道:看不懂。另一个访问学者分析自己不想去的原因:搞人文的可能会对这些感兴趣,但她不是。她临来之前已把每天的行程全部规划好,细致到某日几点出发按照怎样的路线行进,看几个景点……安排得很紧张,需要动作迅速,马不停蹄才能完成计划。 　　我想起自己,从事的是自然科学,每到国外一个新地方,除了看动物园,就是看美术馆或博物馆。我并不感到有什么矛盾。相反,在美术馆里,我能够惊喜地感受到城市的性格。 　　阿姆斯特丹是很多油画家的诞生地,除梵高外,还有弗尔美、伦勃朗、彼得?布鲁盖尔,这块比海平面低的低地很早就是油画的故乡…… 　　与此相反,在阿姆斯特丹库肯霍夫公园――虽然??年只开放60天,却是世界上被拍摄最多的郁金香花园,我看到无法计数的中国人。在拥挤的人群中,随处可以听到中国话,我仿佛置身于家乡赏樱花的圆通山公园。 　　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