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意识与历史书写――观察近３０年文学的一个视角.docVIP

PAGE  PAGE 5 历史意识与历史书写――观察近３０年文学的一个视角 　　历史、历史意识和历史书写，在文学研究领域看上去似乎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当我们以此为视角来考量近30年文学的时候，就会发现这其中历史与文学的博弈和缠绕其实蕴涵着许多值得我们回味的东西。对于“历史”这样一个对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记录，西方诸多历史学家都给予了他们的理解和阐释，由此而成林林总总的历史意识。在我看来，“历史”的本质应当是本原存在性和人类主体精神性的完整耦合，“是时空的进程和人文话语的双重叠加”。（叶舒宪、彭兆荣、纳日碧力戈著《人类学关键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而这个“历史”本身又是可以被细分为所谓以政治、经济、军事等大事件和帝王精英为关键词的“大历史”（History）和以民间百姓、日常生活、边缘事件和人物为关键词的“小历史”(history)的。从这样的“历史意识”出发，我们就会涉及到文学的“历史叙述”或者说“历史书写”的问题。 　　2008年，是改革开放和新时期文学30年的周年纪念。如果说对于百年中国文学的前30年只是一种文献印象的话，那么，近30年文学的变迁则是我们身临其境、身历其中的。在当下对于近30年的文学讨论中，对“大历史”和“小历史”观的书写与表达，成为今人反思其成就的一个重要指标。反思的声音是多样的，其中有一个声音不绝于耳，那就是文学的“今不如昔”论，即新时期文学30年不如现代文学30年。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2006年接受德国媒体《德国之声》采访时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2007年在世界汉学大会上又称“中国当代文学是‘二锅头’，中国现代文学是‘五粮液’”。2008年4月24日《文学报》以《当代文学：有大作无大师？》为题，刊登了该报记者傅小平对在上海日前举行的“新时期文学30年学术研讨会”的消息报道。文中说“对第一个三十年中国现代文学所取得的成就，评论界和读者已给予了充分肯定。而对如何评价第三个三十年的中国文学，却并未达成共识。总体而言，贬低的声音更大一些。” 　　这当然就涉及到一些关键问题，譬如，如何评价近30年文学？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历史叙述”或曰“历史书写”是怎样的一种状况？是否需要根据对“大”或“小”的历史叙述来判断中国近百年来文学梯度的高低？这些问题非常复杂而宏大，需要更多的人以更广泛而深入的视角来谈论。我这里仅仅从历史意识及其书写的角度做一个管窥。我并不认为时间对于文学具有最后的决定性的评价意义，况且一些文学史叙述或学者观点对于当代中国文学时间段落的划分很难说是文学的自然内在规律使然，而更多的也许是文学之外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诸如“五四运动”、“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等等。但是我觉得时间之于文学评价有一个最好的作用，那就是间隔效应，即时间的长度往往决定人们对事物认识的清晰度。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对近30年文学的清晰完整全面的评价，还需要一个相当的时间长度，当下的我们只能谈谈“身在此山中”的个人的感觉。 　　我以为，文学家对历史的书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对历史进程的把握、反思可以通过记录重大历史性政治经济文化事件、领袖或精英人物的言行来进行，所谓“宏大叙事”是也。也可以以小见大，以民间性世俗化事件甚至毛茸茸的细节来演绎历史。但无论是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还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它们对历史的宏大叙事，其实也是必须脚踏实地的，也就是说，它一定要通过对充满生活质感的“小历史”的叙述和描绘，才能达到这一目标。如果说，历史有大历史和小历史之别，那么，在文学中，这种“大”、“小”历史是浑然一体的。这就好像我们在谈到文学文本时经常所涉及的“大环境”与“小环境”的概念。经典的文本应当是将主要人物生存的具体生活环境即“小环境”（包括其周围的人，身边所发生的事情，以及与其发生各种联系的自然环境和物质生活条件等）与这种环境所折射出来的社会背景、历史趋势即“大环境”的高度统一。至于“大历史”与“小历史”之别，除了黄仁宇借用经济学术语特指宏观历史与微观历史之外，法国历史学研究的“年鉴学派”其实早在上世纪20年代末就已经开始了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在他们看来，传统史学就是以大的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为述史核心，而“他们的主要工作和口号，是对传统的政治史为中心的历史学传统进行挑战，用后来人的话来描述，叫做‘从阁楼到地窖’，就是把研究的重心从上层的、中心的、精英的政治史、经济史、大事件、大人物，转到社会生活、环境、经济这些看起来很形而下的、普通的东西。”（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视野、角度与方法》三联书店2005年版）在文学创作领域，作家大可不必作这样的颠覆，还是二者相融的好。 　　我以为，近30年来，中国当代作家并非如一些学者所描述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