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文化哲学的三个发展阶段.docVIP

PAGE  PAGE 6 冯友兰文化哲学的三个发展阶段 　　从广义上说，人类在历史上创造的一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都可以称为文化。文化观是人们对于文化现象、文化问题等的基本看法和基本观点。文化哲学是思想家、哲学家在一定的哲学思想基础上对文化成因、差异、演变等问题的系统观点。可以说，大部分人都在一定程度上持某种文化观，而文化哲学则是只有在思想上成体系的哲学家才具有的对于文化问题的系统观点。之所以区分这几个概念，是因为冯友兰先生作为一名20世纪中国的哲学家，他在文化问题上的看法和他的哲学观是一脉相承的。而文化问题正是冯先生学术思想的核心，冯先生一生的探索就是以哲学史为中心的东西文化问题。1982年，冯先生以八十余高龄接受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学位时，曾回顾自己的一生：“我生活在不同的文化矛盾冲突的时代，我所要回答的问题是如何理解这种矛盾冲突的性质；如何适当地处理这种冲突，解决这种矛盾；又如何在这种矛盾冲突中使自己与之相适应。”(《三松堂全集》第一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07页)所以，探讨冯友兰先生的文化哲学对于我们研究他的哲学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冯先生认为，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有三个发展阶段，“在第一阶段，我用地理区域来解释文化差别，就是说，文化差别是东方、西方的差别。在第二阶段，我用历史时代来解释文化差别，就是说，文化差别是古代、近代的差别。在第三阶段，我用社会发展来解释文化差别，就是说，文化差别是社会类型的差别。”(同上)冯先生的自述基本上是符合他的思路历程的。本文认为，冯先生的思考虽然分为三个阶段，但这三个阶段在其思路历程中的地位是不平等的，真正成熟、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在第二、三阶段形成的，这两个阶段的文化哲学与他的哲学体系一脉相承，即在新实在论别共殊的理论基础上，吸收唯物史观的一般原则而展开的。 　　冯先生早年受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影响，认为求生的意志和求幸福的欲望决定了精神致思的方向。在此基础上，他思考中国落后的原因在于没有近代自然科学，而中国之没有近代自然科学实是“能之而不为”非“为之而不能”，这要到中国哲学里寻找答案。1921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宣读论文《中国为何无科学――对于中国哲学之历史及其结果之一解释》，认为中国没有近代自然科学，是因为按照它的价值标准，它毫不需要。中国哲学向来认为，人应该求幸福于内心，不应该向外界寻求幸福。近代科学的作用一是求认识自然界的知识，一是求统治自然界的权力。由于中国人只是求幸福于内心，所以用不着控制自然界的权力，也用不着认识自然界的知识。这实际上是认为东方文明是精神文明，西方文明是物质文明，文化的差别就是东方、西方的差别，这与当时流行的说法并无二致。很快地，冯先生就不满足这种看法，转入新的探索阶段。由于柏格森生命哲学只对冯先生早期的思想影响较大，且他在这一哲学基础上对文化差异的看法与流行的见解无异，不具鲜明特色，并很快另辟蹊径，因此，本文认为冯先生在第一阶段的文化哲学是不成熟的，不具代表性。 　　由早期服膺于柏格森生命哲学转向实用主义，进而由实用主义转向新实在论，冯先生认为，实用主义讲的是认识真理的方法问题，新实在论讲的是真理本身的存在问题，因此，新实在论就成为他的哲学基础。柏拉图式的新实在论的基本立场是承认不依赖于认知者的客观实在，而坚决反对被认知的对象在某种意义上依赖于我们的意识而存在的看法。冯先生在译著《孟特叩论共相》中得出四个结论：①每一特殊的物和事，皆有共相以为其性质；此共相先于特殊的物或事而独立暗存。②共相虽独立暗存，但并不在时空中与殊相并肩存在。③这也并不是说，共相只是人心中的思想。④共相复合之自身，不足以构成存在的物。冯先生正是在新实在论区分共相和殊相的理论基础上建立了他的文化哲学。在第二阶段，冯先生认为，向来认为是东方哲学的东西在西方哲学史里也有，向来认为是西方哲学的东西在东方哲学史里也有。人类有相同的本性，也有相同的人生问题。所谓东西文化的差别就是中古和近代的差别。这是在抽象出共相的前提下，从强调中西文化的共同趋向上以古今之异来看待文化矛盾的。至第三阶段，冯先生进一步认识到中古和近代的差别实际上是社会类型的差别。某一个社会类型是共相，某一个国家或民族是殊相。某一个国家或民族在某一时期是某一类型的社会，而在另外一个时期可以转化或发展为另一类型的社会。这就是共相寓于殊相之中。冯先生说，最好的办法是认识共相，看看世界中的强盛的国家，看看它们是怎样强盛起来的，看看它们的特点，这些特点就是它们的殊相之中所寓的共相的内容或其表现。中西社会的本质差异是：西方社会是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中国社会是以家庭为本位的社会。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使中国由以家庭为本位的社会转化为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转化的途径在于产业革命，实现工业化。冯先生认为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