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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PAGE 7 关于蒋筑英报道的当初与今天 　　1982年，我采写了重大典型人物蒋筑英事迹的系列报道，26年来，我和长春日报同行对学习蒋筑英活动的报道持续不断，典型人物教育影响着不只是一代人。当年，中国科学院党组一位负责同志说：“在全国的报刊中，长春日报关于蒋筑英的报道是最好的。”胡乔木同志也赞扬吉林的地方报纸。1989年，长春日报社因此获得国家有关部门颁发的荣誉奖状，时任中央领导的李瑞环参加了颁奖会。 　　 　　追悼会上识别典型 　　 　　蒋筑英生前是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逝世时年仅43岁。他是20世纪80年代全国最有影响的典型人物。聂荣臻、方毅、胡乔木等同志称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 　　1982年7月8日，我到长春光机所准备采访该所帮助地方企业解决技术难关的题目。刚走进研究所大门，便感到全所一片肃穆的气氛。所宣传处的同志说：“我们所的蒋筑英去世了，今天为他开追悼会，同时宣布追认他为中共党员。”蒋筑英？这不是我多次采访过的人吗？早在1977年和1979年，我曾经两次采访过他，一次是为写他的导师，一次是为写他本人，他的事迹我知道不少。 　　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我顿感震惊，忙说：“我也参加去。”追悼会上，人们泣不成声，原准备500人参加的追悼会，结果来了千余人。我国著名光学专家、所长王大珩流着泪读悼词，我也不禁落下泪来，深深地向蒋筑英遗像三鞠躬。第二天，我依据以往掌握的素材，以《蒋筑英为我国光学事业作出重要贡献》为题，抢在国内其他报纸前对他的逝世作了报道。接着我便立即投入长篇人物通讯的采访，很快成稿。当时一位报社领导征求我的意见说：“再等等上级部门对宣传蒋筑英的指示，或者再看看人家大报有什么动作，稿件压一段时间发表更好。” 　　我说：“蒋筑英这个典型一定站得住，见报时间决不能再拖下去了。”那位负责人听后，当即拍板，同意提早见报。 　　作为地方报，抢先发表新闻是条经验。系列报道“重头戏”―――长篇通讯《火红的中年―――记中年科学家、长春光机所副研究员蒋筑英》长春日报???1982年8月27日率先发表，而光明日报的通讯是同年10月10日发表，吉林日报的通讯是10月11日发表，时间相差40多天。 　　40多天的时间非同小可，如果我的作品发表在他们大报之后，写得再好也是“明日黄花”，新闻价值将大打折扣。 　　 　　惋惜声中提炼主题 　　 　　报道要宣传蒋筑英什么精神？这是采访与写作成功的关键。当时，手头除蒋筑英的日记、信件外，没有任何参考材料，也没有上级部门提供的采访“提示”，主题与素材要靠自己去寻找。蒋筑英的事迹十分丰富，可圈可点的东西很多，是写应当关注中年人的健康问题吗？那样太单调了；是写蒋筑英学术方面的成就吗？那太一般化了。 　　记得蒋筑英逝世当晚，正在北京友谊宾馆开会的王大珩听到消息后，竟忘记宾馆有电梯，一口气从二楼跑上五楼，操起电话询问核实。当这位亲手培养蒋筑英成长起来的前辈确认是事实后，禁不住流下热泪，连声叹气说：“这是从何说起呀！中国科学院正准备把光机所领导重担加给他时，他却离去了……”采访中，蒋筑英的一位亲人也满脸泪水地对我说：“筑英年轻呀，他本不该走的。逝世前在成都光机所临时工作，发病后才被送到当地大医院，如果及时治疗也不至于死呀！”人到中年，压力重重，英年早逝，令人惋惜。这不正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吗？这不正是很好的新闻由头吗？追悼会后，我把选题和写作思路讲给所长王大珩、所党委书记李光听，他们十分赞成，还热情介绍了蒋筑英的不少事迹。 　　在光机所采访，遇到了光明日报记者肖玉华、吉林日报记者戴焕梅，他们也来采访蒋筑英事迹，看来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了。他们的报纸是中央和省级大报，长春日报只是地方报，要走在前面必须选择自己提炼的主题与素材。那些日子，我几乎天天到光机所去，也去蒋筑英帮助过的几家工厂和电视台，采访近百人次，整整记录了两大厚本素材。肖玉华在《新闻战线》撰文介绍说：“我们有时在一起采访，有时分散采访，所宣传处成了记者的‘第二办公室’。我们三人既有合作，又有竞争，都想抓到有份量的材料……白英权也有‘王牌’，长春日报曾刊登过蒋筑英在世时写的一篇短文，这在当时也是很珍贵的……”（见《新闻战线》2004年第5期） 　　我选择了知识分子，特别是中年知识分子当年政治上得不到充分信任、工作上得不到充分使用、生活上得不到充分照顾的那段痛苦时期作为背景，将人物置放到个人与国家、工作与生活、名利与社会责任的矛盾中，充分展现他的人生轨迹和动人故事。人物通讯《火红的中年》选用那份“死亡通知单”上的部分内容作开篇引子，主标题突出了“中年”字样。三个主要自然段落标题分别选用了蒋筑英自己的话：一是“要为国家解决实际问题”；二是“要相信党，相信社会主义”；三是“不要争名夺利”